恐袭根源难用单一原因解释

对于法国民众和政治家们而言，巴黎恐袭是今年“查理周刊事件”等一系列恐怖袭击的灾难性顶点。另外，“伊斯兰国”(IS)还策划和实施了其他一些恐怖主义阴谋或行动，比如土耳其安卡拉火车站爆炸案和针对俄罗斯民航客机的恐袭等等。

许多评论认为，这些袭击的性质已颠覆了“游戏规则”。法国总统奥朗德随后对IS宣战，这也不禁让人想起“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对“基地组织”开战。这些年来，安全机构不断警告可能发生类似恐怖袭击事件。我们本以为这些机构已经采取应对措施，防止那些从欧洲出去的“圣战者”们带着他们积累的经验从叙利亚返回欧洲。袭击虽新，但恐怕难言意外。

问题依旧在于：为什么它们会发生？不同的分析家和评论者对此有着纷杂不同的解释，不幸的是无论政治家还是媒体均倾向于某种单一原因的解释。其实，类似伊斯兰国历史和背景这样的复杂情况很难用单一原因解释。只是一旦深究复杂原因，寻求应对方法就会变得困难：原因越是复杂，寻找解决之道越难。

措施不当迫使部分穆斯林激进

媒体和政治家们最初的注意力主要放在IS在阿拉伯和整个穆斯林世界扮演什么角色，其对西方(现在开始包括俄罗斯)安全带来何种威胁。现在的关注点则进一步转向了欧洲的激进化倾向和本土恐怖主义问题。这一问题可追溯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时，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引发安全部门担忧。问题在于，那些被指激进化的欧洲穆斯林是谁？欧洲伊斯兰又是什么？

对于东欧来说，比如俄罗斯、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以及一些巴尔干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穆斯林群体已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西欧则有不同。这里的穆斯林群体形成较晚，主要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源自土耳其、北非和南亚等地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多数没有或只懂很少技术，文盲率高，其中女性尤甚。他们依靠旧的工业行业谋生，但这些行业已开始逐渐消失。这些移民的后代中很多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种族主义以及对于外族的恐惧使其备受孤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民潮一直都在继续。现在的移民则更多是来自穆斯林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因为他们普遍觉得西方大国在其本国社会的瓦解中起了主要作用。

另一问题在于，这些移民及其后代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大城市的特定区域，形成所谓的聚居区。这种情况主要因为人们天然地愿与拥有同样信仰、文化和饮食习惯的人住在一起。但在某些国家，这也源于精心设计的政策，要将新来移民安置在城市郊区的大型公共住房区域。很多这样的地区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犯罪率居高不下，政府通常的应对办法就是增派警察和安全人员，而非增加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这种压迫式的做法在法国等欧洲国家都很常见。在此情况下，那些策划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很容易就能在某个这样的社区藏身，因为有些社区与政府部门如此疏离，以致于警察和安全人员在那里被视为了占领力量。

打破僵局需对彼此去标签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摆脱这种消极局面呢？1945年以来的数十年间，宗教间的对话日益增多，尤其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到上世纪90年代时，这已成为主流教会和穆斯林组织双方均期望的行动，越来越多的对话在地方、国家甚至国际层面举行。2001年“9·11”事件后，这类活动更加频繁，地中海周边国家政府也都加入进来，试图通过欧洲—阿拉伯联合方式相互合作。如果这些努力目的在于防止出现我们如今所处境况的话，那么不得不说它们都失败了。

更重要的是，政府及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把我们推到了这种悬崖边缘的状态。伊斯兰极端主义大多起于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失败国家，这绝非偶然。在此语境下，诸如外国入侵、独裁政权垮台和干旱等导致失败的原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然失败这一现实，因为它造成了政治和社会权力真空以及经济崩溃。根本而言，这是政府治理的失败。掌握政权的人更多在为个人利益而非其人民着想，而当某些意外或无法控制的压力袭来时，整个系统就在某个节点上坍塌并造成了危机。

另外，我还觉得欧洲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迈入了这场危机之中。欧洲国家决策者们更多考虑诸如赢得下次选举、克服一场经济危机等短期目标而非长期目标，更加注重短期获益而非平等、正义等原则。这些年来，来自移民的压力不断加剧，但政府在应对时不是加大教育和其他服务的投入，而是施以持续和日益收紧的限制。同时，反对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的声音越来越成为常规，也使一些国家的政治光谱转向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甚至右翼种族主义。

西欧国家那些阿拉伯族群数代以来的普遍观点，就是西方那种“基督教世界至上主义”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剥夺了其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而在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穆斯林世界就被视作麻烦的来源：无休止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和革命、浪费大量机遇的独裁政权等等。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宗教、尤其伊斯兰教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标签，被用来得出某个问题最简单的解释。

要想摆脱当前这种无视对方的僵局，就需抵制那些简单化的解释和讽刺性的描述。但这些工作由谁去做呢？诸多学者、媒体记者、政府公务人员甚至政客们都意识到，我们正在踏上一条可能的灾难之路。其中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将其分析和观点告知公众，但这无疑是个艰难的过程。

(作者约尔根·尼尔森为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伊斯兰研究名誉教授，文章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