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据报将于近日针对朝鲜存在的人权问题，将其最高责任人（金正恩）提交国际刑事法院（ICC）接受审判。对于一国统治者，这无疑是一个耻辱。不过，金正恩在外交上却似乎一扫落寞心绪。

前个周末，金正恩在平壤意气风发地接待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并和他一起检阅了在其继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式，以纪念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

刘云山是在金正恩上任后极少数访问平壤的高级别外国领导人之一，在大国中目前是唯一的。另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向金正恩致电祝贺朝鲜党庆的同时，还特意请刘云山向金正恩当面递交了亲署函。这些都显示，中朝关系似乎已经回到金正日时代的原有轨道。

它们令人惊讶，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崔龙海在参加9.3阅兵活动期间，仍然备受中方冷遇。他没有被安排专门会见中国任何级别的领导人，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一向注重这种外交礼仪，而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观摩阅兵式时，偏居一隅，与朝鲜宿敌韩国总统朴槿惠所处位置形成鲜明对比。

崔龙海的待遇并非突如其来。他的顶头上司金正恩也一直未获得中方邀请，实现其外交首访秀。朝鲜过去一贯无视中国利益和颜面，极力推动核武化，频繁进行敏感的核试验、试射导弹等活动，以及在边境挑衅韩国，制造紧张局势，屡次将其战略后援国中国置于尴尬境地。这一状况在金正恩即位后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由于其大位初立，急于彰显对国政的独立处理意志和能力，反而愈演愈烈，到最后甚至朝鲜国内知华的张成泽派系也受到清洗。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在朝野争议下改变了既往策略，试图暂时冷却中朝高级别会晤和部分援助及经济交往，以敲打朝鲜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常委级别的官员罕见地在金正恩执政后的四年里未出现在朝鲜领土，甚至朝鲜驻华使馆。朝鲜政权虽然通过特定渠道和各种办法试图修复朝中关系，但始终未能如愿。

真正触动中国最高领导层，并促使其改变态度，全力和朝鲜当局配合，向外界展示中朝关系“正常”的核心因素是，金正恩政权自去年以来全面实施的“去中国化外交”，并在其国内政策和朝鲜半岛政策推进中排除中国影响的努力，使中国政府深感来自国际社会以及国内舆论的压力。前者比如金正恩多次“任性”地开展核试和导弹试射，以间谍罪名“排华”，后者比如故意在中国大阅兵前夕，通过挑起边境武装摩擦逼使韩国与其直接对谈，且公开扬言不再接受斡旋，虽未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指的是中国；另外一个例证是，中方主导的六方会谈被无限期搁置。

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任由此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直接损害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美国海军司令哈里斯就在不久前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了中国对朝影响力的式微，将会危及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对于朝鲜事务，中国无法置身于外。由此，除了改变自身策略，别无选择。

促使中国领导层改变态度的重要诱因还有两个国际因素。

其一是习近平自从在担任国家副主席后就一直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使在其本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隆重其事地当面游说，也未获得奥巴马政府的认同，后者一如既往地对此消极对待。美国政府在坚持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同时，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得到了强化，集中表现在从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和中国展开“次冷战”。

如在经济方面，奥巴马公开声称不能由中国“那样的”国家来制订国际贸易规则，并全面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得了关键性进展，对中国形成强力遏制态势；在地缘政治中，奥巴马政府的国防官员恫言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人工岛屿12海里内进行军事巡航，以此捍卫国际海域“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决心；而在价值观上，美国始终将推广普世价值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不安全感加剧是个决定性因素。在政治上收缩，加强和中共同根同源的朝鲜劳动党的紧密联系，就像其靠近俄罗斯一样，是一种战略性需要。朝鲜不仅作为中国地理上，而且是政治上的战略屏障价值愈益显现。

其二是安倍政府推动的新安保法案在争议中强行通过，很快就对中国产生了地缘影响，也促使中国重新审视朝鲜在中日之间的平衡价值。日本的新安保法案将朝鲜半岛纳入其政策范围，客观上使中朝增加了加强联系的动力。

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最为敏感的就是中国的近邻，同时也对中国最为忌惮的日本，遏制中国是其长期政策选择。这与美国维系首要大国地位和亚洲战略不谋而合。新安保法案将使美国的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战略与日本的国内政策无缝对接，增强其军事应对区域局势的能力。

尽管共同利益的需要使得中朝不得不再次“和好”，但两国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朝鲜受其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和维持独立的战略防御能力影响，将不会放弃其核武化政策，在地缘政治中对中国的利用也不会松懈，连带的是它谋求与区域有关国家直接对话和寻求妥协的内在动力不会变。因此，中国的处境不会改善。貌合神离，各怀心思，只要朝鲜延续金氏家族政权，就将是中朝关系的“常态”。

（作者为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