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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宁:关于TPP,美国人民被代表了吗?
发表时间:2015-10-09 18:27 来源:国际网
奥巴马强推TPP,强推的并非贸易投资自由化,而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意志的国际化。国际化后,连国内政策都可能受其製肘。换言之,TPP甚至能倒逼国内改革,把这些利益集团原本难以公开兜售的政策建议,低成本的强加于美国人民。虽然TPP名义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其草拟的29个章节中,却仅有5个与传统贸易问题相关。其他章节涉及知识产权、劳动法规、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电信服务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签署国的国内法必须与这些准则一致,因而丧失许多重要的规制权。美国政府热衷于此,只能是源自利益集团的寻租;踵至之经济效率降低、贫富差距拉大等恶果只能由人民承担。对于TPP中国可以也应该说不。FTAAP与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都是很好的替代,值得争分夺秒的推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美国为对抗中国崛起挖下的修昔底德陷阱吗?这一甚嚣尘上的观点不大经得起推敲。奥巴马政府,TPP的主导方,代理着美国国家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利益考量与美国人民完全一致。TPP服务对象更多是美国大公司、大资本家——那些挥洒政治献金操控了华府纸牌屋的大庄家们。

背景

WTO多哈回合谈判于2006年陷入僵局。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拒绝大幅降低农产品补贴与关税,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此拒绝开放服务业市场。各国转而诉诸双边或局域的自由贸易谈判。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在该年河内峰会上得到了所有21个成员国领导人的支持,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布什。

也是在2006年,文莱、智利、新西兰与新加坡四国签署TPP协议,内容不但涵盖传统的关税减免,还涉及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通关程序及劳动法规等。布什于2008年启动了美国加入TPP的谈判,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与日本在之后的5年中陆续跟进。加上创始国,谈判12国总人口达8亿,GDP总额(IMF2014年数据,下同)占世界40%强。

奥巴马2009年初新官上任,年末重提TPP,主张美国的主导地位。他设定2011年为谈判截止期限,并在此后数年多次推迟,直到最近才草签协议,等待国会批准。谈判过程中,其他国家无法接受美国强加的有关知识产权与投资等问题的一揽子主张。这些主张,被奥巴马政府不顾他国反对列为机密。能接触到谈判文件的美国议员也收到警告——泄密者将受牢狱之灾。

2012年,奥巴马启动复边服务贸易协议(TISA)的秘密谈判,涉及包括欧盟在内的24个经济体。2013年,奥巴马开始向欧盟兜售TPP的大西洋版本: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

这些谈判达成的协议都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其他国家因此担心国会届时提出额外要求。奥巴马从2012年起便试图获得贸易促进授权(TPA)。TPA又名快速通道(Fast Track),可剥夺国会的修改权,仅保留否决权。TPA的国会审核中,奥巴马与民主党主流在TPP问题上冲突激烈,却毫不让步。参议院5月12日的投票中,仅一本党议员投了TPA的赞成票。奥巴马,这个民主党总统,只能依靠与共和党组成政治联盟强推TPP。

TPP是推动WTO谈判往美国权贵阶层希冀方向发展的造势工具

TPP能让奥巴马大方挥霍其有限的政治资本,必定对跨国贸易与投资大有裨益吧?我们来算笔经济账。

参与谈判的其他11国中,加拿大与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已与美国近乎零关税。类似的还有已与美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澳大利亚、新加坡、智利和秘鲁。剩余的日本、新西兰、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都是WTO成员国,关税总体已在较低的水平上。日本仅对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且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不会因TPP让步;另四国则经济总量有限。因此TPP可能带来的关税降低及对应红利应是戋戋之数。白宫宣称的协调法规的贸易促进作用规模,也没有严格的数据分析支持,十分可疑。例如,业内对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拙劣表现的成因早有共识,并不像奥巴马所说能通过TPP解决。

TPP的投资部分首先要求减少壁垒,给予源自其他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防止财产遭到国有化,保证资金自由回流。这些措施,因为已有框架、推进难度、经济规模等,与关税降低类似,好处寥寥。其次,ISDS机制允许投资者向隶属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的仲裁机构(均设在美国)对国家提出控告,以获得政策变化造成损失的补偿,让纳税人买单。这一机制将政府双手绑起,使其难以损害大公司利益以达成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沃伦从政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她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因此,笔者倾向认为这一机制之于美国公众弊大于利。

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国际贸易领域执牛耳者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上便感慨:“TPP如果无疾而终,我不会沮丧,只会感到如释重负。”他这位著名的左派学者完全无法理解奥巴马为何不把政治资本投入更重要的领域,却威逼利诱美国民众与其他国家接受正面效应有限、潜在负面效应巨大的TPP。

笔者认为,奥巴马强推TPP,强推的并非贸易投资自由化,而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意志的国际化。国际化后,连国内政策都可能受其製肘。换言之,TPP甚至能倒逼国内改革,把这些利益集团原本难以公开兜售的政策建议,低成本的强加于美国人民。

我们先谈其“国际化”的策略:拉堆“小弟”以作伪营造国际共识。2013年日本(GDP占世界6%)加入谈判前,美国(占世界22%)面对的10国总GDP仅占世界12%;这其中的大头又是来自唯美国马首是瞻且制度相似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因此在谈判中占尽优势:与其说是谈判,毋宁看作他们起草协议后胡萝卜加大棒的呵斥其他国家签署。奥巴马的如意算盘是,TPP得到其他国家的信用背书,便成为“国际共识”,其条款将成为WTO等未来谈判的范本。笔者认为,奥巴马邀请越南、秘鲁等穷国加入谈判,也是为了使这个群体显得更有代表性。历史上看,比尔·克林顿签订的NAFTA也起到了这一作用。美国媒体称TPP为“服用兴奋剂的NAFTA”,诚不我欺也!

美国的这种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惯用伎俩,在军事领域的使用最为人熟知。朝鲜战争中,美国最多投入约33万兵力,占了约37万的21国部队的绝大多数。美国政府要求其他国家“陪太子打仗”,军事意义远小于其制造假象操纵国内外舆论的作用。之后的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无不依葫芦画瓢。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运筹帷幄,莫不是偷师了自己当世界警察的丰富经验?

厘清策略后,我们再看“国际化”的内容。虽然TPP名义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其草拟的29个章节中,却仅有5个与传统贸易问题相关。其他章节涉及知识产权、劳动法规、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电信服务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签署国的国内法必须与这些准则一致,因而丧失许多重要的规制权。

例如,167国签署的伯尔尼公约规定保护著作权至作者死后50年。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法案,将其延长到70年。公司拥有的版权也得类似待遇。因其时点“恰巧”赶在了米老鼠等著名迪斯尼动画形象的版权到期之前,又被讽为“米老鼠延寿法案”。(1)TPP谈判中,美方代表力推比国内法更加严苛的知识产权准则。(2)因为国内法必须与政府签署的国际公约一致,此即我们提到的“低成本的倒逼国内改革”的图谋。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即使对于相关产品净出口国,如美国,这一改变弊远大于利。知识产权法授予创作者有时限的垄断权,以鼓励创新。但垄断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知识产权的垄断还涉及反公地悲剧(TragedyoftheAnticommons)——碎片化的产权易造成优化配置的困难。举例来说,纪录片如需采用许多受到保护的音视频资料,任何一个产权拥有者都能漫天要价,带来不可预计的困难。手机行业的专利大战也是同理。新规则的弊端既然显而易见,其鼓励创新的作用又有几许?虽难准确测算,但笔者可以负责任的代表自己宣布:50年抑或70年,对我的创作热情真的没影响!美国政府热衷于此,只能是源自利益集团的寻租;踵至之经济效率降低、贫富差距拉大等恶果只能由人民承担。

而知识产权规定只是TPP非常规项目的一个代表。如前所述,沃伦担心美国将失去推出金融、环境、劳动等法规的自由度,包括控制大金融机构风险的法规(因为这些法规会牵制它们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而这,恰是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所伏。

策略与内容只能佐证笔者观点。笔者又有何直接证据?据公开报道,奥巴马政府将TPP条款列为国家机密,在谈判前几年将美国公众、甚至议会完全蒙在鼓里。之后才为议会提供了有限制的知情权。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500多名大公司背景的“贸易顾问”却有特殊途径接触谈判文本。奥巴马政府由此充分听取了美国商会、美国电影协会等代表大公司利益的政治掮客组织的意见,沆瀣一气。

“中国牌”

本节标题是文中第一次出现中国,它指的是政客为达鹄的,或亲华(尼克松、卡特)或反华(大小布什)的表现。TPP的讨论中,反华“中国牌”无处不在。奥巴马的说法便引用无数:“如果我们不制订世界贸易规则,中国会。”希拉里·克林顿则要求加入汇率控制惩罚机制,并点名针对中国。TPP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把TPP看作制约中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重要棋子。

无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真反华,还是借反华为利益集团服务,中美经济博弈已到关键点。为了不让TPP失去意义,美国千方百计阻挠APEC提出的FTAAP,并将其误导为中国书写的贸易规则。事实上,滴墨未着的FTAAP邀请了所有APEC成员国参与,包括美国。据华尔街日报2014年末APEC北京峰会期间的报道,美国试图删除中国提出的两个条款——可行性研究的启动与在2025年完成谈判的期限设定——并误以为其意已逞。恰恰相反,这两点都体现在了APEC领导人宣言中。

若中国加入TPP,则国家安全、法制建设,遑论经济政策,处处受制于人;若中国说不,似乎只能对“后TPP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作壁上观。美国还试图将谈判中的中美投资协定(BIT)写成TPP的投资部分,覆盖ISDS机制。他们凭借所向披靡的舆论大军、无可比拟的人才储备、傲视同侪的社会科学软实力,能达成对设在美国的仲裁机构的实际控制。美国在这些所谓国际仲裁机构共遭到过17次控告,却全部赢下。这么多年只有17次?中国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3如果1840年之前中国就签了TPP,英国海军也毋须不辞劳苦不远万里来保护他们的鸦片利益了。

笔者认为,对于TPP及其幕后黑手奥巴马政府,中国可以也应该说不。《中庸》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夹带私货”的贸易投资协定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祉。FTAAP与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都是很好的替代,值得争分夺秒的推动。而揭穿奥巴马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阴谋并广而告之,可以是最大的推动力。

(作者为埃默里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文章转自观察者)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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