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没有派遣任何官方人员参加9月3日中国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唯一一位日本客人前首相村山富市也突然因病紧急在北京住院。

尽管欧美主要国家领导人也都没有出席纪念活动，但日本可能成为唯一选择“完全缺席”的国家。尽管日本的决定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从其外交利益上来说可能失多得少。

内政上失分的过度担忧

中国政府早在今年初就已经宣布阅兵仪式，日本政府最终在8月24日决定首相安倍晋三不访问北京，这至少说明日本方面做出这个决定，也经历了犹豫和曲折的内部争论。战后70周年加上中日两国目前领导人都享有很强的国内支持，这对于中日和解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一点相信双方都很清楚。日本选择缺席最大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国内政治上可能失分，担心将来被攻击向中国进行“叩头外交”的“把柄”。

安倍在2012年底领导自民党竞选时，在外交上就曾经攻击民主党对中国外交不够坚毅，因而很有理由担心此次访华将来成为政治上的“软肋”。日本的官房长官9月4日的记者会上说曾经向中国方面事先要求“不要办成反日活动”，也反证了日本的这种担心。客观上来说，对于任何日本政治家在此时访华都是需要政治勇气和冒政治风险的，看看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目前受到的党内外攻击就可以想象得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的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即使首相不出席，也可以考虑派遣外长、特使或驻在国使节，再退一步即使执政党不派员参加，在中日外交中发挥过特殊作用的公明党也可以作为准官方代表出席，全面缺席的结果，说明日本国内追求政治安全主导了决策逻辑，但是这种担忧很可能是过度的。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在8月28日至30日的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比上个月增加8%，达到了46%，不支持下降了10%为40%。安倍内阁支持率在7月首次出现不支持高于支持的比率，此次内阁支持率上升是时隔四个月的首次。其中安倍在8月中旬发表的70周年谈话为其赢得加分不少。

对于安倍谈话表示评价为42%，不评价33%，保守政党的自民党支持层同样有64%表示评价。对于谈话中有关道歉的表述认为合适41%，认为应当更加明确为30%，认为没有必要表明只有16%。这说明日本社会本身的自由主义倾向强，并没有出现严重右倾化情况，日本即使派出代表参加纪念活动，至少不会出现民众的强烈反弹。

失去多层外交机会

从外交上来说，日本主要担心参加纪念活动可能会造成“自取其辱”的结果，从而造成日本国际地位的低下。然而完全缺席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外交机会，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首先，从中日双边角度来看，即使中国真会利用这次机会“羞辱”日本的话，日本的一定程度出席将会对中国构成无形的压力，况且是在那么多外交政要出席，全世界直播的情况下中国选择让日本“出丑”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强调和解的成分可能会比现在更浓厚。

第二，此次纪念活动邀请了众多的外国客人，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外交平台。对于日本来说，参加纪念活动不仅仅意味着中日外交的机会，同样还提供了各种双边与多边机会。

日韩首脑自安倍当选以来已经两年多没有进行过直接会谈了；解决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是安倍的夙愿，上个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视察北方四岛，日本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都给今年普京是否访问日本带来不透明感；日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日本人人质绑架问题也没有进展。虽然不能够指望通过在北京进行双边会谈解决上述双边问题，但至少可以多一个沟通的机会和渠道，毕竟高层直接沟通的机会是有限的。

从多边角度来看，如果此次日本首相参加纪念活动，即使不参加阅兵式也可能促成中日韩三国首脑的会谈，这对地区和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如果日本首相参加活动将为其在道德上占据有利地位，这将会为今后中韩的涉日表态有潜在的抑制作用。更让人觉得欠妥的是日本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的批评，联合国成员国批评秘书长本身不符合外交礼节，潘基文的回应联合国的宗旨是主持正义不仅表明态度，还让日本失分于国际道德。

日本外交需要创造性思维

对于内政利益和外交失分的过度担心，导致在外交上“求稳”的政策心态极大地限制了决策。从今年的亚投行问题和此次纪念大会参加问题来看，日本似乎在外交上有点“太直率了”。

1989年初，日本昭和天皇驾崩，根据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的回忆录《外交十记》，当时中国国内外对中国是否派员参加反对声音很强，中国外交部收到不少要求。最终，中国政府决定派钱其琛外交部长作为政府代表出席，这无疑是顶着压力做出的决定。一方面没有派政府首脑表明了中国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另一方面派出政府代表传递了希望中日关系正常交往的信号。

如果当时中国选择缺席，那么在之后发生的西方联合制裁中国的风潮中，日本可能也不会率先宣布恢复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更有意思的是，钱其琛外长在东京的“葬礼外交”上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多直接会谈，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是当年担心风险的话，这些后来的外交回报都不可能。

再如，1989年“6.4风波”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华制裁，并且中断一切高层交往。然而就在做出上述宣布后不到一个月，布什就派遣了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和副国务卿秘密访问中国。该次访问为中美关系解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虽然一时间，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斯考特罗夫特将军在秘密访问北京时，参加中方宴会举杯的照片招致民主党的强烈批评，布什总统更是被指责为“虚伪的政客”，然而中美关系恢复正常轨道的功绩不仅对两国有利，更让老布什和斯考特罗夫特都成为了中国信赖的老朋友。

外交需要创造性思维才能实现突破性的结果，过度估计风险与过小估计风险同样危险，日本外交可能更多地需要创造性思维。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