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还自认为其现代性永久稳固的欧洲大陆，如今发现其所珍视的自由受到了围攻。发生在法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对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办公楼的袭击，标志着一次对启蒙运动核心价值观——言论自由的攻击。在其他地方（最新的例子是德国），具有伊斯兰恐惧症的极端分子正在挑战社会宽容，而欧洲和平正是基于宽容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反民主的邪恶联盟。

对此次发生在巴黎的杀戮惨剧，国际社会的反应令人欣慰。各国领导人发表了恰当的言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Hollande)说，法国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他说出这话的那一刻看起来异乎寻常地有总统气派。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似乎在逐渐认清危及欧洲民主秩序的各种威胁之间的重要联系，她说这是一次对“我们共同珍视的价值观”的攻击。几天前，她还呼吁她的同胞共同抵制在一些德国城市不断蔓延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是由一个自称“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世界伊斯兰化”(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组织所策划的。

在巴黎，人群涌入广场和街头，高举“我是查理”的标语牌。遍布欧洲许多城市的守夜活动则提醒我们：尽管对统治精英不抱有任何幻想，但人民不会轻易放弃属于自己的自由。你会不时地听到有人说，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威权主义会以牺牲民主为代价蓬勃发展。我则不太相信自由和人类尊严会被这么轻易放弃。正如奥朗德所说，自由将永远比野蛮更强大。

当然，巴黎惨案行凶者的目的是要制造一种不同的冲突。他们与煽动德国游行示威（从德累斯顿蔓延到德国其他城市）的那些恶棍和新纳粹分子一样，急切地想要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点燃敌对之火。没有什么比谈论文明冲突更让基地组织(al-Qaeda)和所谓伊斯兰国(IS)的追随者称心如意的了。他们在实施屠杀时满心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行为能够引发针对所有穆斯林的对立情绪。

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将穆斯林描绘成对他们所谓欧洲独特基督教传统的威胁。这是一场不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他们都吸收了启蒙运动前的那种不宽容，又团结于他们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伊斯兰圣战分子(Jihadis)想要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而排外主义者要的是民族和文化的纯粹性。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冲突中，双方都没有时间思考或辩论，也无暇顾及多元化。

主流政治领导人的任务是要保证，记者和警察被杀后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一致以及对言论自由毫不妥协的捍卫，不会异化成丑陋的民族主义。最明显的是，法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即近期的愤怒情绪可能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反穆斯林宣传博得好感。民意调查已经显示，勒庞有可能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

欧洲有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义。在勒庞发现穆斯林是一个更好的“靶子”之前，法国国民阵线曾坚定地宣扬反犹太主义。在匈牙利，威权主义的总理公开鄙视自由民主传统，古老的反犹仇恨则获准肆虐泛滥。在英国，英国独立党(UKIP)选择的替罪羊则是来自后共产主义东欧的移民。

德国的抗议活动（被该国历史中的黑暗时期所放大）名义上是反对德国政府慷慨接纳中东战事带来的难民。然而，这些抗议有将胆怯的工薪阶层中的贫困成员推入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的怀抱的风险。

在其近期针对危及欧洲民主的种种危机发出的警告中，默克尔强调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这些极端群体从莫斯科方面汲取帮助。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谴责基辅的所谓“法西斯主义者”，但却资助其他地方的极右势力。正如默克尔曾说过的，普京的野心超越了乌克兰，直指巴尔干半岛的弱小国家。共同的仇外心理、对强大国家的敬畏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分左右的。

欧洲不存在“穆斯林问题”。欧洲有很多移民没有充分地融入社会，社会边缘群体中很大部分是穆斯林。社会民主党影响力强大的北欧国家也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这拉响了高级别警报。成千上万的欧洲年轻人到叙利亚参战，清楚地表明了一无所有者走向极端带来的威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在本国社会无法获得的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经济停滞和紧缩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极右势力的发展壮大。欧洲的历史到处是替罪羊的尸首。

现在没有什么速效对策，即使我希望默克尔能够同样明智地意识到，欧洲更迫切需要的是重启经济增长。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当《查理周刊》几年前被投掷燃烧弹时，该刊主编斯特凡纳˙沙博尼耶(Stephane Charbonnier)反思说，这不是法国穆斯林干的，而是“愚蠢的极端分子”所为。沙博尼耶在最近这次袭击中遇害。我们生者应该铭记他说过的话。

(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