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观察今年的中国外交，上月底刚刚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无疑是个很好的观察标的。

此次会议是习近平执掌中国权力后的第二次重要外交工作会议，此前高规格的外交会议是去年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这说明，北京认识到外交和内政一样，目前已成为中国崛起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在2014年，中国外交的最大变化无疑是中俄关系的走近和新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而这两者之间也密切相关。

北京现在虽然倡导多边外交、全球外交和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但大国外交依然是重中之重，这源于北京以崛起大国自许。所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而在大国外交中，对美外交和对俄外交又是重中之重。美国在金融危机重创下，虽然实力削弱，但依然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之国，俄罗斯则为中国近邻，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又是中国能源和尖端武器的来源国，故而在中国外交中，一向仅次于对美外交。中美俄——这个在北京看来全球最重要的三角关系，过去一直维持着这种微妙的平衡。

但新领导人上台后，尤其是今年以来，这种微妙平衡被打破。从北京的角度看来，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要超过中美关系，外交呈现出一种亲俄疏美态势。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第一站就选择莫斯科，今年的首次出访也是去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而彼时西方领导人因乌克兰问题纷纷抵制。今年以来，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已六次会见普京，总理李克强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同俄罗斯领导人见面。相反，对美关系则出现降温迹象，包括习李在内，中国领导人自去年以来尚未对美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去年的访美属于非正式访问），在国际场合会见奥巴马的频率也不多。尽管在APEC会议上及随后奥巴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在中南海瀛台夜话，双方还达成了气候、军事、贸易和签证协议，改善了曾一度紧张的双边关系，但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动来看，两国的战略互信还显得非常脆弱。

出现这种亲俄疏美现象，与地缘政治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关。中美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此，习近平去年在和奥巴马的庄园会见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但一年多来的表现说明，美国并不真正重视该建议，因为新型大国的真正含义是取得和美国的平等地位，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自然和美国的期待相反，华盛顿即使不把北京看作敌人，也尚未准备好将北京作为平等伙伴，因此，其重返亚洲的战略被北京认作主要针对自己。此种情况在奥巴马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中虽然有所改进，表示要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能否视中国为真正平等伙伴，而不只是外交语言，看来很难。

然而，中俄关系的发展要顺利得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就达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如今，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与西方闹翻后，更有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愿望与动力。所以，中俄关系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升温，也就很自然。

北京提升中俄关系，除了因为两国共同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外，也有出于“一路一带”的考虑。“一路一带”战略是北京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工具，同时也是输出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途径，所以，它又被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项经济计划作为外交战略推出，都带有某种政治使命在内。北京的“一路一带”战略使命，就是要用它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

“一路一带”分别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用中国外长王毅的话说，两大倡议是要以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向西开放为契机，为自古以来的丝绸之路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各国一道，为亚洲的整体振兴插上两支强劲的翅膀。这就涉及到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因为“一带”所涵盖的中亚国家，多数过去隶属于前苏联，苏联解体后，它们与俄罗斯有着特殊地缘关系，多半被后者视为自己的保护国。

北京要与它们发展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无疑会引起俄罗斯对北京意图的怀疑和警觉，所以北京如何说服俄罗斯就显得很重要。这也是北京把俄纳入“一带”的原因。

尽管“一路一带”带有北京的战略使命，但它首先是一项经济战略构想，是作为经济外交的内容出现的，即以“一路一带”为中国的经贸先行注入新内容。改革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外交，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目的很明显。这一点至今没有根本变化，但经济外交的内容有所调整，过去更多的是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现在更多的是输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本，用中国经济去辐射和带动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让它们分享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经济外交在相当长时间，仍是中国外交的一张王牌，特别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消费，为其他因素无法代替。所以中国领导人不管出访哪国，经贸必是一项重要内容，现在更是不遗余力地向访问国推销“一路一带”。

从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看，北京提出了包括“一路一带”在内的一整套雄心勃勃的外交构想。这一方面是中国实力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要实现这个构想也殊非易事。它不仅有赖于中国的实力进一步提高，也要防止不同目标之间存在冲突。

而这其中关键的因素还是要处理好同俄罗斯的关系，避免两国最终走向结盟或准结盟地步以抗衡西方，如果这样，将会使全球沦为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其他国家选边站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冷和平格局，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坏的情况，预示着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崛起的夭折。因为中国崛起是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如果中国在尚未最终崛起前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那么，现行国际秩序中那些有助于中国崛起的因素就会消失，至少会消减，尽管中国崛起后对国际秩序会产生影响，并提出自己的诉求，但这是一个自然投射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试图改变现状。但目前有迹象表明中俄滑向这种结盟的可能性。

客观而言，中俄接近和交好有双方共同的不针对第三方的需要。两国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工技术，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金。两国在涉及到各自利益的国际事务中也有互相支持的必要。特别是鉴于中俄有漫长的边界，两国交好能够节省大量用于针对双方的军费开支，把这笔钱用于其他方面。所以，两国签订全面边界协议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助于双方关系的巩固，用法律形式确立两国友好的基础。尽管如此，在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尤其是民间表现得并不热情。而当前中俄关系的升温，一个共同的背景是防范美国。尤其对俄罗斯来说，在乌克兰危机下，需要借助中国来化解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

中国借美欧制裁俄罗斯之际推进与俄的深度经济合作，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中俄虽为战略伙伴关系，但过去这种关系缺乏实质的经贸支撑，中俄双边贸易在各自的对外经贸中所占比例很低，没有广泛和深度的贸易往来，单靠双方领导人的政治热情，这种战略关系很脆弱，不能持久，但若植入经贸内容，长久而言，将会建立起两国关系稳固的基础。当然，在中国和俄罗斯发展深度经贸关系时，它客观上有助于帮助俄罗斯化解西方制裁产生的压力，同时招致西方的疑虑也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中俄双方“相互给力借力，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习近平语）的同时，中国必须避免给外界尤其是美欧传递一种中俄结盟抗击西方的信号。

这首先是因为，一旦美欧确信北京已经与莫斯科结盟，同后者共同抵抗自己的结论，中国将会承受比现在大得多的战略压力，中国将为此得不偿失；其次还因为，俄罗斯的过往记录和历史信誉问题，人们固然不应将历史经验简单比照现实，然俄罗斯一旦在西方制裁下喘过气来，渡过难关，届时是否还屈居中国之下，答案几乎是否定的。而两国对双方关系主导权的争夺，难免会波及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实施。

对中俄双方的合作，北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要避免受民间民粹情绪的影响，同时，对因此而带给“一路一带”战略的风险，也要有预案。

（作者为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文章转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