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意识

贪欲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可是，对大自然，人类却必须有所节制。恩格斯向我们警告过大自然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克制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我们的先民早就有这方面的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成熟的节用制度。历史上一些君主因遵循节用制度，崇俭黜奢而受到赞扬，而靡费无度则常常被谴责。克制意识在一些历史故事里也有折射，商汤网开三面、里革断罟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而不可涸泽而渔、不可焚林而猎等古训也反映了先民的克制意识。克制还通过民俗禁忌等方式含蓄地表现出来。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有“神林”文化，禁止砍伐“神林”中的树；独龙族、怒族、布朗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一定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他们规定忌打怀崽、产仔、孵卵动物，忌春天狩猎，因为许多动物在春天下仔；纳西族规定禁止毁林开荒，立夏过后实行封山，等等。

先民的克制意识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强的启示作用。进入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迭现，生产力快速提高，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力爆炸式增长，而环境生态问题很快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和频度爆发出来。比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矿田在地下需要经过上百万年才能形成，如今人类凭借先进的采掘技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其开发一空并消费干净。燃烧时，长期积累的碳、硫、硝等物质迅速释放，而环境一时吞咽不下大量污染物。这就好像一个人花了几千年积攒粮食，却在一天之内吃光，难免会消化不良。中国目前的经济具有突出的能源密集型特征，化石能源的消耗量惊人，并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此阶段，节用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经常能见到节用的表述。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把资源节约利用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这延续了节用的历史优良传统，是正确的战略方向。

乐于妥协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用疾风暴雨的激烈方式去完成，也可以在求得各界充分谅解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生态和谐的稳步推进，需要社会各群体对别人保有温情，并乐于妥协。

妥协是克制精神在人际关系中的投射，也是宽容的人生智慧在环境政治中的反映。可是，妥协的出现并不是如水之下流，自然而然，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化增加了妥协的难度。

由于利益的分化，人们在面对同一环境公害时，态度可能不同。比如，汽车尾气被公认为是PM2.5的重要来源，车开得越少，空气质量就越好。因此，限号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有利，按理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欢迎。然而，最近北京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57%的民众支持在2014年APEC峰会之后继续实行小汽车单双号限行，但受调查者中“自己开车的受访者最不支持”。开车族的反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限行会实实在在地伤害他们的利益。假如一个人花了20万元买了一辆车，预计10年后报废，那么年均折旧费是两万元。如果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那么车的有效使用时间就缩短为5年，年均折旧费增加为4万元。开车族并非不喜欢清洁空气，只是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换取可能的空气改善使其态度有所保留。所以，理性的经济计算严重影响了开车族对限行政策的态度。

生态政治博弈不应该是比谁拳头硬的“武斗”。针对公害制造者，环保的支持者即使占尽道德高地，并占据力量优势，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压制前者，损害他们的利益，因为满腹怨愤的公害制造者即便日后不“反攻倒算”，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使生态文明建设落空。相反，双方如果都从对方利益诉求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出发，乐于妥协，积极协商，可以找到使双方利益都尽可能最大化的长久之计。

政府引导

人人在消耗资源时都保持克制，人人都乐于妥协，这当然都非常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但是，在公民社会还不发达的时候，政府尤其应承担责任。

政府引导的一种方式可以是经济刺激，即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人们自觉避免做有害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目的在于使用经济刺激的手段，引导人们节约。这些制度在我国先秦思想中能够找到影子。比如，荀子就提出可以从税收制度方面来保证生态措施的贯彻执行，主张“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

观念引导，促成和维护有利于克制和妥协的社会规范和禁忌也是一种引导方式。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有重大的观念引导意义。观念引导的见效一般较慢，可是一旦某项准则成为规范，效果就会比较稳固。比如，1954年以来美国的吸烟率已从约50%下降到20%，其主要原因在于，经过政府多年的禁烟引导，在美国不仅早已牢固地树立起了公共场合不可吸烟的禁忌，而且还形成了诸多对吸烟者不利的社会“偏见”。比如，吸烟被公认为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现，这种“偏见”已经被美国公众普遍接受，并对吸烟者造成巨大压力。部分吸烟者不堪重压，不得不禁烟。美国禁烟的经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的观念引导，除了塑造正确观念外，还需要观念纠偏。比如，在引导人们之间的相互妥协方面，应该鼓励人们弃用斗争哲学，像维护物种多样性一样，维护民众在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问题上观点的多样性，为持有对立意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相互妥协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漫漫征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动用强制手段。即便使用，也应主要局限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纠正无节制、不计后果地消耗自然资源和暴力压制对立意见的行为。

（文章转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