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关系不断升温，日美澳三边军事同盟已见雏形，这是东亚军事同盟关系在冷战之后出现的最大改变。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依靠诸多双边军事同盟维系，但东亚国家之间并没有“横向”的军事同盟，比如日本与韩国。

日美澳三边军事同盟若出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东亚的经济与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域外”力量不断介入，并希望内化其中；另外，东亚作为一个地缘单位更加虚化。人们寄望已久的东亚秩序可能遥遥无期。

转型，是个很模糊的词汇，世界每天都在变，那是不是都在转型呢？

谈到东亚的转型，主要是整体秩序的转变，权力的结构是不是在变化，理念是不是在更新。日美澳三边军事同盟无疑会改变东亚的权力结构，进一步使东亚地区陷入阵营化的漩涡之中。

未来东亚秩序是走向多元还是阵营化的对峙呢？无论哪种情景都会使东亚这个概念“虚化”，它会成为一个抽象的空间(space)，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地方（place)。

为什么东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呢？人们会说东亚实行开放的多边主义，听起来不错，而实际上则是东亚本身很难封闭，连东亚这个概念也是外部强国赋予的。

现在的东亚依然是美国主导之下的霸权秩序，连最强大的主导者都不是东亚“本地”的国家，开放性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美日澳三边军事同盟的构建，进一步使东亚的边界模糊化，从地理上说，美国和澳大利亚都不是东亚国家，但是在三边军事同盟中，日本并不是主导者，但却极力拉拢澳大利亚变成东亚一员。

从美国的军事部署而言，澳大利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增强亚太军事部署的同时，也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关岛到澳大利亚一线成为新的“边界”。

澳大利亚正在亚洲化吗？至少它在努力分享东亚经济发展的红利，在与日本加强军事联系的同时，也与中国结束了自贸区的实质谈判，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增长之间关系到澳大利亚矿产的价格，所谓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中国周期”。

另外，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也持有种种不确定的预期，各种观点都出来了，有人希望政府制衡中国；有人建议美国给中国腾出空间；还有人认为中国不足为惧。

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遥远，甚至跨越了半球，它的价值在于可以给美军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中国实行的“区域拒止”的防御战略，也让美军不断“后退”，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就凸显出来。

澳大利亚的矛盾身份折射出东亚的转型，美国的霸权秩序不是那么稳固了，之前美国可以在第一岛链上捆住东亚，现在要把绳索松一下，在关岛到澳大利亚一线，如此就给东亚秩序腾出了一些空间，也为东亚秩序转型提供了可能。东亚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向多元中心转变吗？在经济上看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各方都存在着自己的优势，而在金融市场上，新加坡、香港、上海、东京也是各有千秋。但在安全上却出现了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澳大利亚的转向就是一个标志。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曾经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在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是日本侵略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也是美军反攻日本的基地。

澳大利亚虽然孤悬于南太平洋，但是在国际事务上表现积极，是美国的铁杆盟友，美国的反恐战争，美国制裁俄罗斯等议题上都有澳大利亚的支持。

日本安倍上台之后，在安全战略上获得了重大突破，不但让美国承认了钓鱼岛适用在日美安保条约范围内，而且还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这意味着日本会更多介入地区安全事务。集体自卫权也需要有盟友，有外部的需求，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的关系日渐紧密，但澳大利亚更值得日本“追求”。

两国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美国愿意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但也不愿给日本太大的空间。

在美日同盟之外，再搞美日澳三边同盟，对日本也是一种监督，又防止日澳关系接近，把美国放到一边。在奥巴马的撮合下，美日澳三国首脑七年之后再次举行会晤，显然，澳大利亚和日本雄心不减当年。日澳将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定》，澳大利亚军队可以进驻日本，而美日澳三方联合军演进一步塑造了美国主导东亚安全格局。

任何军事同盟都是以制衡威胁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制衡实力。日澳军事合作主要目标是防范中国和朝鲜，中国与朝鲜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日澳都当成了威胁。

中朝之间在名义上还是同盟关系，美日澳三边军事同盟的出现无意中制造了东亚的分裂状态，当然，中朝之间并没有像联合军演等实质军事合作关系。

东亚的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则与中国关系日渐密切，中俄不仅要在明年联合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而且要在太平洋和地中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俄虽然没有缔结军事同盟关系，但是“战略协作”已经变成了日常活动。

东亚地区军事合作日渐频密，而军事合作的背后都有个假想敌，最终难免会形成一种困境：安全困境，越是追求安全，越没有安全感。

获得安全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二是寻求军事盟友。这两种方式在当下的东亚都有表现，军备竞赛的局面正在形成，或者说东亚是世界上军备竞赛最严重的地区。

澳大利亚就准备从日本进口潜艇，日本为了武器出口还专门设立基金，这对于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是扩充军备的好时机。

中国海空军的发展也不断引起疑惧，甚至有“红星照耀太平洋”的说法。

军事同盟关系也在加强，更值得关注的是，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向三边甚至多边转变。双边与三边不仅只是多了一边，而是意味着军事合作的集团化，美日韩三边同盟一直没有成型，而美日澳三方则可能实现突破。

以此为基础，菲律宾会不会加入其中呢？东亚地区的小北约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北约既是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联盟，同时又是美苏冷战的工具。

美日澳三边同盟的出现当然会引起中国的警惕，也印证了“围堵”的说法，如果美日澳三边军事同盟变成一个以制衡中欧为目标的军事集团，那就必然使东亚安全格局呈现集团对峙的态势。安全困境并不是双方主观想要的结果，而是身不由己的选择。

现在回头看冷战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美苏双方缺乏信任，都为了自己安全作出了让对方感到威胁的事情，对峙就不断升级，谁应该为冷战负责呢？双方都有责任。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中，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先做出让步，因为那意味着自毁长城。

中国海空军的崛起是难以逆转的趋势，美日澳三边同盟也是针对于此，于中国而言，让中国的实力去威胁化，可能会缓解东亚走向军事集团化。

东亚秩序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与该地区缺少普遍接受的共识或者规范有着很大联系。一般将东亚认为是儒家文化圈，但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澳大利亚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经常讨论的观点就是东亚应该参考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走联合自强的道路，但是东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欧洲，加上美国也不希望东亚能够横向整合成为一个集团。

其实东亚国家普遍接受的强势观念是民族主义，再加上东亚的帝国传统，两者相互叠加，使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外表之下怀着一颗帝国之心。

帝国是一种等级秩序，而民族主义则是对帝国的反叛，吊诡的是，两种悖反性的因素共存于东亚地区。帝国既是一种历史记忆，又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未来选择。

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中，帝国是压迫性的存在，尤其是帝国边缘地区更是如此，为了构筑民族认同或者国家认同，必须寻找一个压迫性的他者，因此，很多东亚国家的爱国主义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即曾经的受害者，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需要富国强兵。

对帝国历史记忆的排斥并不妨碍每个国家对强大国家的渴望，希望自己成为等级体制中的中心。

另外，东亚的大国更关注全球层面的外交与政治，因为东亚地区有个全球大国——美国。

双重的因素使东亚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小国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合作，各大国都言明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

韩国则渴望成为东亚地区的桥梁，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韩国知识界就关注所谓的东亚叙事，如何构建一个东亚。南北分裂状态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难以解决，通过更大的区域合作，实现“韩人”的统一。

大国对东亚关注缺位使地区整合缺少持久动力，有韩国学者就质疑中国有没有亚洲的视野。

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亚洲视野，但需要更多的沟通与联系，建立互信，让亚洲能够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在目前的格局下，中国的亚洲战略反倒会引起美国、日本乃是韩国的猜疑，勾起了历史记忆。

在任何秩序中，安全都是最基本和最迫切的诉求，东亚目前的军事格局出现了阵营化的苗头，有可能激活冷战的因子。政府之外，市场与社会提供了外交的新管道，东亚地区的繁荣依赖于开放的市场体系，这也是东亚成为世界权力新中心的根源。亚太市场是走向更加开放、透明还是走向集团化呢？

澳大利亚的选择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几乎在同时，中国与美国的两个盟友结束了自贸区的谈判。市场更加一体化，这是对碎片化的军事格局的有力对冲和制约。

而维持一个一体化的市场就需要彼此能够开放，东亚地区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从生产基地向消费市场转变，这并不是说，东亚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寄生性的地区，而是说要摆脱作为中间生产商的地位，既要成为研发中心，又要作为终端消费市场。

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开放的市场对外部世界自然产生吸引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可以为亚洲提供一块稳定的基石。

无论市场还是社会都要求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小国主义与大国主义的争论和选择。比如植木枝盛提出小日本主义，要求贯彻民权，建立联邦制，后来的石桥湛山也推崇小国主义，二战后他还当过日本首相。小国主义其实就是小政府主义，但是每个政府都有自我膨胀的倾向。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全面走向大国主义，最终酿成了侵略战争的悲剧。东亚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强政府，而不是大政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即可，不能四面出击，而这是保障市场体系运转的前提。

亚洲市场的发育与发展有赖于各国的改革，换言之，为了亚洲大市场，各国需要接受小国主义的理念，让市场与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以此来平衡国家外交的战略博弈色彩。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文章转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