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准备签署同欧盟的同盟协定。2014年1月19日，基辅发生了第一次反政府骚乱，至今无法预测危机何时才能告一段落。在这一年间，乌克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乌克兰经历一次政权更迭，举行了两个重要的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签署了实现东部停火的欧乌俄三方协议。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代价之后，乌克兰与欧盟也终于签署了联系国地位协定。失去了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踏上了欧洲一体化之路。

但是，乌克兰的前路仍然不容乐观，东部的冲突在持续，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前景依然渺茫。危机不仅改变了乌克兰的国家命运，也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安全环境，反映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隐藏的问题。

乌克兰危机是国家发展道路的危机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冷战后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独立以来的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东西方两种道路选择。东部地区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联系，它们希望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紧密的联系，在斯拉夫文明道路上重建民族国家。而西部地区与欧洲有着特殊的历史、宗教和社会关系，本能地敌视俄罗斯的影响，幻想尽快地融入欧洲大家庭。

围绕“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问题，在短短二十余年里，乌克兰爆发了数次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向西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欧盟在政治民主、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只希望乌克兰能够在地缘政治上倒向西方体系，而不是入盟，更不愿帮助乌克兰克服来自俄罗斯的制裁和压力。

“向东去”的发展道路同样崎岖不平。一方面，乌克兰在经济上离不开俄罗斯。通过维持与俄罗斯的特殊经济关系，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天然气供给和优惠关税政策。但另一方面，独立的乌克兰又担心再次沦为俄罗斯的附属国，甚至失去国家的独立。俄罗斯一直把原苏联空间视为自己核心的势力范围，并积极推进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重新一体化。这不能不引起乌克兰担心。每当乌克兰国内发生道路纷争时，俄罗斯和欧盟都会积极加入到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争夺战。

一年前，乌克兰再次出现严重的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矛盾。欧盟在2009年出台了针对原苏联国家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试图把部分原苏联国家纳入其政治经济势力范围。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考虑到国内经济危机，借机与欧盟达成了联系国地位协定。乌克兰希望加快欧洲一体化来换取欧盟的财政援助，解决长期困扰发展的政治经济矛盾。此举遭致俄罗斯的激烈反应，莫斯科为了挽留乌克兰被迫拿出巨额贷款和优惠能源，诱使亚努科维奇临时改途易辙。亚努科维奇冒险地中止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并因此导致乌克兰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在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下，亲西方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借机发动“广场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

发展道路选择不仅是困扰乌克兰社会的难题，也是困扰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难题。美国心理学教授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幸福意味着拥有自由和选择，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幸福，相反，选择越多，幸福越少。”也许乌克兰无论选择哪一种发展道路都有其合理性，但导致道路选择困境的关键是社会缺乏共识，简单的差异在大国博弈中被放大为流血的裂痕，这也是乌克兰民族难以逃离的地缘政治的选择悖论。

动摇了冷战后的欧洲地缘安全环境

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乌克兰民族的一次沉痛转折，也是冷战后的欧洲地缘安全危机。冷战结束已经二十余年，西方却并不打算把俄罗斯纳入其中，在欧洲安全体系建设上从未给俄罗斯留出相应的位置，而是一味地要求俄罗斯服从和退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欧盟和北约的双东扩，把西方价值系统、北约安全体系和欧盟延展到俄罗斯的边界。

乌克兰危机就是欧盟主导下的又一次地缘政治扩张，试图将原苏联国家纳入其欧洲经济体系和西方国际政治体系。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崩溃不仅改变了乌克兰政治危机的性质，也将俄罗斯逼入地缘政治竞争的绝境。乌克兰对于俄罗斯不仅意味着地缘安全的缓冲空间，而且还是斯拉夫文明的摇篮。于是，欧盟的这次战略扩张遭遇俄罗斯的坚决“反击”。乌克兰危机因此从一场政治运动升级为武装冲突和分离行动。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武装组织之间的冲突在半年间就造成了4000余人的死亡，还动摇了冷战后的欧洲地缘安全格局。加入欧盟和北约的东中欧国家第一次感受到自身安全的威胁。

乌克兰危机不仅考验北约集团安全条约的可信度，也动摇了美国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领导力。当俄军在靠近东中欧国家边境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北约集团安全条约文件愈发显得单薄和苍白。以至于德国《明镜》周刊在5月发表文章，其中援引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一封文件提到，若俄罗斯向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攻击，北约没有能力使用非核武器保护这些国家，北约的武器数量及有经验的部队数量均不足。美国和欧盟虽然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干涉行为，但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和北约不会军事介入乌克兰。

冷战的结束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终于走出敌对的阴影。近二十余年间双方关系尽管仍时有摩擦，但合作和对话仍是主要内容。然而，迈入21世纪的欧洲可能无法继续享受这份安逸了，新冷战的阴影已经步步逼近，日益紧张的乌克兰危机正在将欧洲重新拉入大国对峙的漩涡。俄罗斯与北约已经由对话伙伴演化成为敌对状态，再次将对方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

由此，乌克兰危机让欧洲重新成为了大国对峙的前沿。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地区由美苏对抗走向了和平共处。近几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对抗前沿似乎在向亚太转移。可是，此次危机再次将欧洲变成为俄西对抗的前沿。

可以认为，乌克兰危机已成为冷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分水岭，俄罗斯和美国互为战略对手的局面进一步固化，双方由战略容忍转向战略对抗。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24日在联大发言时将“埃博拉”、“俄罗斯”和“伊斯兰国”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威胁”。双方不仅同时在乌克兰周边地区多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预计未来美国和其他的北约同盟国还将加强在东欧国家的部署。失去了克里米亚后的乌克兰，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必将完全倒向西方。虽然乌克兰在短期内无法加入北约和欧盟，但是双方会通过非正式的形式进行紧密合作。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政治解决危机的前景尚不明朗，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大陆的对峙也必将长期持续。

反映出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变化趋势的镜像

乌克兰危机不仅改变欧洲大陆的地缘安全形势，更在根本上动摇了冷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其最近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的，而如今作为当代基石的西方秩序观正陷入危机。

基辛格认为，二战以来，在美国理想主义、欧洲传统的国家理念和均势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世界秩序，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从未认同西方的这种秩序观，只是被动接受了这一安排。如今，这些持保留态度者不再沉默，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直接挑战了冷战后西方建立并传播的世界秩序。

西方世界在冷战以后一直认为，西方价值观和国际政治秩序牢不可摧。无论在科索沃、巴勒斯坦、伊拉克，还是在阿富汗，只有美国和北约认定的事从未受到激烈的反对。凡是符合西方国家认定的民主规则都要被尊重，甚至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一样可以选择性地执行。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选择性从欧洲、中东和北非撤出力量，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矛头直指中国。美国主动的战略转移既有自身经济困难的考量，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在热点地区制造“战略空洞”，鼓励西方盟友来填补美国撤退造成的力量空白，利用俄罗斯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进行“离岸制衡”。

但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却将矛盾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盟利用其“软实力”向原苏联空间的战略冒进，乌克兰危机是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战略与俄罗斯的独联体一体化战略的一次激烈碰撞。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获得了长足发展。西方国家不愿意改进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将这个变化视为对自身的威胁。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发展预示这样一个道理：变化的世界需要更加完善和公平的国际秩序。一味地固守旧规只能导致世界失和，携手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是消除矛盾和化解危机的未来方向。

仍旧持续中的乌克兰危机是影响乌克兰国家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是影响欧洲地缘安全环境的重要转折点，更是反映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变化趋势的镜像。乌克兰危机是一场灾难，同时也可能是一次机遇。如果处理得当，也许是乌克兰人民真正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机遇。如果处理得当，乌克兰危机也许是欧洲大陆地缘安全格局变革的契机。也更可能，乌克兰危机为完善全球政治秩序开启一扇大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乌克兰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文章转自瞭望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