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5月20-21日召开的第四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亚洲国家要加强对话协作、创新安全观念、推动亚洲安全机制建设。“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与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在安全观念领域的一次革故鼎新，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从国际规范的角度，探讨亚洲安全观的规范意涵及其对亚洲安全秩序的影响。

一、当前亚洲安全特征

当今亚洲，一方面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亚洲的发展前景正受到日趋复杂的安全环境困扰，在某些局部地区形成了“安全困局”甚至“安全危局”。总体上，亚洲安全形势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一)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新威胁新挑战不断生成

当前，亚洲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东北亚的朝核问题一波三折，围绕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突出，巴以冲突和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一些国家之间由于缺乏信任，在某些方面已经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等等。亚洲面临经济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也十分突出。其中许多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一步导致了新威胁和新挑战的不断生成。例如，随着全球信息化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黑客攻击和网络战给亚洲国家的安全带来重大威胁。美国利用高技术手段窃听全世界的通讯，包括各国领导人的手机电话通讯，对亚洲国家安全构成一种新挑战。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组织凭借其先进的生物技术，以生物物种入侵、重大传染病、生物暴力等为“生物武器”，“静悄悄”地推进其军事或政治计划。

(二)地区安全博弈日益复杂，军事集团逆势发展

冷战结束后，亚洲经济持续发展，区域一体化方兴未艾，中、印等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面对亚洲日新月异的变化，美国不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建设性地参与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与中国等崛起国家保持建设性合作，共同推动亚洲的和平与发展。相反，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空海一体战”，强化与日、韩等传统盟国关系，在亚洲制造各种矛盾，鼓励区域军备竞赛。美国的这种行为，导致区域内国家关系趋于紧张，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地区和平与稳定受到严重挑战。在美国的教唆和煽动下，东亚一些国家安全政策出现调整，地区安全博弈日趋复杂。日本安倍政权利用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的机遇加紧强化防卫力量，推动日本修宪扩军，解禁集体自卫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强化与中国的安全对抗措施。菲律宾等少数东南亚国家依仗美国背后支持，不断对我南海权益进行挑衅。美国强化其亚洲同盟体系，公然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对抗，试图将更多的国家拉入到自己的羽翼之下，构筑一个所谓的遏制中国、威慑中国的“对华包围圈”。这种做法是冷战思维之下的零和游戏规则的产物，给亚太地区各国的稳定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众多，但尚无覆盖全亚洲的有效安全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宗教、地理等方面的重大差别，亚洲地区内的次区域组织众多，却缺乏能代表整个亚洲的安全政治对话平台。在此情况下，某些域外大国趁机插手亚洲地区安全事务，拼凑以其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加剧了亚洲各国间的矛盾与摩擦。本地区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目前，东亚安全机制的特点是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和官民交叉，尚未建立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合作架构。当前亚太地区许多安全框架或者是由东盟主导或推动的，比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但显然这些框架还不足够；或者是由西方主导的，比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会”。前者主导或推动的亚太合作安全机制既受其自身缺陷的制约，又受同盟体系的排挤，很难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建构中起到主导作用，后者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用来主导东亚安全秩序、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因此“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在这种复杂的安全形势下，亚洲国家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安全观来有效管控分歧和摩擦，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可谓正当其时，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亚洲新安全观的规范意涵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识，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规范是以权利和义务界定的行为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安全观与国际安全规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涉及安全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当一国的安全观被区域内其他国家普遍接受时，就形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地区安全规范，成为区域各国在安全领域内的行为标准。

亚洲安全问题复杂多元，如何应对这些安全挑战，关键要看秉持什么样的安全观。在地区议程上，是坚持谋求共同安全，还是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在安全合作上，是开放包容还是拉帮结伙？在国家关系上，是和平共处还是相互威胁？在维护利益上，是寻求共赢还是你输我赢？归根结底，是以冷战时代的旧观念、旧方式，还是以面向21世纪的新观念、新方式来应对亚洲的安全挑战。总体看，亚洲新安全观主要包含如下三个基本的规范特征。

(一)发展

今天，亚洲各国呈现出总体稳定、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这是长期以来各国抓住机遇聚焦发展的成果。亚洲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正是通过发展，地区国家壮大了自身力量，促进了合作与信任，消弭了许多潜在争端。中国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地区安全，认为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亚洲国家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的发展问题，它们成为进一步巩固安全的制约因素。亚洲国家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作为亚洲新安全观的核心准则之一，要求地区国家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发展局面，共同抵制干扰地区发展的消极言行，让发展促安全成为亚洲高扬的主旋律。世界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稳定和谐的亚洲。域外国家应积极维护亚洲发展的良好势头，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亚洲发展快车跑得更快、更稳。只有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亚洲安全与和平才有保障。

(二)合作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际安全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观念或模式，是国家之间处理安全困境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和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对抗模式。它以相互依存思想为基础，要求以和平方式寻求安全，在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之间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使各个国家的安全都得到保障，从而维护地区或世界的和平，因此，合作安全是一种综合性的，共同性的安全。合作安全强调通过平等的、渐进的、多渠道的合作、磋商而非武力的手段实现安全利益。合作安全的成员组成与合作内容具有非排他性与广泛性：它不仅可以使安全利益一致的国家坐到一起开展合作，而且允许安全利益有冲突的国家走到一起进行安全对话，因此它是开放性和非排他性的；它也是广泛性的，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又包括政治、经济、人权、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也是一种安全上的合作，但在规范性上与合作安全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以排他性零和、含蓄或明确针对第三方的消极安全；合作安全是开放性的、普遍性的、共赢的积极安全。

(三)包容

包容，即宽容、容纳。包容是一种超越容忍的积极态度，是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和谐的一种努力。包容性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容意味着不以完全对立的眼光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不认为国与国之间是一种完全零和的利益关系。包容也意味着“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不把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它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要求。

亚洲地域辽阔，不同的次区域有不同的特点，是世界上民族、宗教、文明等最为复杂的板块。亚洲地区多样性突出，发展道路多元化。亚洲安全观承认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承认地区内国家的多元性，强调兼容并蓄，安全合作的参与主体可以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不同的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相似或者相同的行为体，在安全合作中，“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三、亚洲新安全观对亚洲秩序的影响

相较于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倡导的新型亚洲安全观，美国维护的是以军事同盟为主导的地区安全观。军事同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以共同假想敌结为军事攻守同盟，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获取所谓的自身安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以军事同盟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框架，本身是不稳定的，已经蜕变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之一，落后于时代发展，落后于地区安全需要，本应该被摈弃。但美国逆潮流而行之，不断深化和扩大同盟体系，拉帮结派，试图将更多的国家拉入到自己的羽翼之下，构筑一个所谓的遏制中国、威慑中国的“对华包围圈”。这样的举动无异于撕裂亚太安全与合作，增大了亚太地区动荡的风险。

亚洲新安全观是一种规范性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秩序观。它是在亚洲整体性崛起、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概括来说，亚洲新安全观对亚洲秩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转变”上。

(一)亚洲新安全观将引导亚洲秩序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

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形成群体性崛起的势头。然而，与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里，亚洲始终没有摆脱由域外大国掌控亚洲安全的命运。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争夺实力范围，亚洲分裂为两大阵营，成为美苏“两极”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极”秩序下，亚洲国家间相互敌视，冲突和战争不断。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非但没有撤出亚洲，反而强化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插手亚洲安全事务。事实表明，冷战后亚洲是大规模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发生最多、规模最大的地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西方优势论思想。美国以其安全发展史的特点、规律取代世界发展史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其价值观、规范、制度体系、运行机制构建管理其他地区的国际秩序，最终牺牲其他地区、国家的利益达到维持世界主导地位、优势地位的目标。这种把自身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安全利益之上的做法，恰恰是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之一。

亚洲的安全要由亚洲国家自己掌握，因为只有亚洲人最了解自己的需求，搞好亚洲的愿望最迫切。随着亚洲在世界经济与战略格局中的分量进一步加重，亚洲人办好亚洲事情的诉求、信心与能力进一步增强。因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得到了亚洲国家的普遍拥护。亚信上海峰会的成功召开，推动了亚洲各国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亚洲安全开始外生型安全向内生型安全转变。

(二)亚洲新安全观将引导亚洲秩序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同时，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已经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扩散性、关联性特征，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应对。基于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通过合作求安全，通过合作促安全已经成为现实需求和共同愿望。然而，不同于世界其他洲的安全秩序，当前亚洲的安全秩序仍然是建立在冲突和对抗的基础上。美国的安全观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想基础上的他们将别国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合理增长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挑战，视其为对手或者潜在对手。美国强化其亚洲同盟体系，依托同盟实现对中国的包围与遏制，以维护其在亚洲的安全主导权和自身的绝对安全。军事同盟强调对抗性，美国为此甚至不惜制造一些安全威胁以维持军事同盟存在的合法性。

现实表明，美国的军事同盟已经对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美国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客观上加剧了亚洲的冲突和不稳定。因此，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中国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在促进亚洲各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的同时，也将大大推动亚洲国家的集体认同的构建，推动亚洲区域合作进程。以上合组织为例，成员国在共同应对本地区的恐怖主义等各种安全问题的同时，地区认同感也大大增强。合作安全也将逐渐成为整个亚洲的普遍准则。

(三)亚洲新安全观将引导亚洲秩序从权力型向创制型转变

国际秩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者倡导的权力秩序，即由国际体系内各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由实力对比所确定的国家间秩序，根据权力的分布情况，权力型秩序又可分为霸权秩序和均势秩序；另外一种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倡导的创制秩序，也就是由国际体系内国家间不同制度创设能力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创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可能通过创立特定的国际制度，制定特定的、更加具体的国际规范，约束特定领域的国际关系，并实现其国家利益。

面对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仍然奉行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妄图通过权力制衡的手段限制甚至破坏发展中大国的崛起，维持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美国奉行的权力政治的现实版本。但这一战略遭到两个方面的掣肘：一是亚洲国家都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受惠，绝大多数国家不愿与中国为敌；二是囿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实行“再平衡”战略力不从心，不能长久。此外，亚洲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对各国安全构成严重挑战。解决这些安全问题，需要各国群策群力，共同治理，这需要亚洲国家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创建各种治理规范，搭建安全合作平台。美国奉行的现实主义权力观和权力制衡政策，既不能“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的正当权利，也无法解决亚洲面临的复杂的安全问题挑战。

亚洲新安全观强调亚洲安全的平等共建。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中国的主张和目标是亚洲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应对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无意单独为亚洲提供公共产品，因为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能力，更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是亚洲事务要由亚洲人自己主导，不是建立排他性的、针对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军事政治联盟，而是广泛的对话与合作。亚洲的公共产品只能由亚洲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提供。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指出，要“努力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为了推动建立覆盖整个亚洲的亚洲安全合作机制，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了推进亚洲安全合作机制的四点建议，包括：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建立亚信各方民间交流网络；增强亚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总之，基于同盟基础之上的亚洲传统安全秩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亚洲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发展体现了亚洲各国国际影响力上升、要求自主解决地区安全难题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将自身发展积极融入地区发展，将自身安全与地区安全相结合的重大实践。作为一种新的规范性理念，需要利用各种场合、尤其是国际多边场合进行宣传。当然，仅仅依靠宣传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匹配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同时在此过程中通过一件件实际案例增强相关国家对这一新思维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最终将它们化为全体成员国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方面国际上有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倡导“一带一路”地区合作框架都将成为中国践行亚洲新安全观的新注脚。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新安全观将同上世纪50年代中方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不仅成为亚洲国家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指针，也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