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中国的周边地区进入了动荡升温期和矛盾多发期，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某些恶化迹象，中国面临着严峻挑战。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开启了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国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需要在统筹考虑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风险挑战的基础上，在中央层面上对周边外交进行总体布局，寻求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未来５年至１０年，中国的周边外交“顶层设计”当从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整合四种周边外交思路、构建周边“新型大国关系”、统筹周边“六大板块”、用“底线思维”管控周边突发事件、用“一带一路”构想统筹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等６个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中国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正在助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转型，即从回避周边冲突向利用周边冲突的转型；从等待周边机遇向创造周边机遇的转型；从适应周边环境变化向塑造良好周边环境的转型。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既表明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周边外交的重视，也突显周边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未来５年至１０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些新提法，开启了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他讲到：“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

“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原本是系统工程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其本义是统筹考虑大型工程项目各层次及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力求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需要在统筹考虑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风险挑战的基础上，在中央层面上对周边外交进行总体布局，寻求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

根据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未来５年至１０年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其中的“亲、诚、惠、容”四字箴言，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着眼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新发展而提出的重要理念，既是新中国６０年睦邻友好政策的总结，也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芒。“亲”强调的是亲缘纽带关系，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文缘方面的相通和亲近感；“诚”既有真诚无妄的一面，也包含诚实守信、不欺侮的意味，体现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真诚有信之态度；“惠”强调的是互惠互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容”在承认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实现差异中的和谐共存。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中国的周边地区进入了动荡升温期和矛盾多发期，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某些恶化迹象，中国面临着严峻挑战。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包括：一是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产生了疑惧和担忧；二是美国亚太政策中对中国周边事务的干预力度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加深；三是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升温以及可能导致的军事冲突；四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频现政局动荡、社会冲突甚至武装对抗；五是邻国剧烈政治转型和政局变动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以及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冲击；六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积极提出各自的亚太多边制度倡议，试图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在中国召开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背景下，未来５年至１０年，中国的周边外交“顶层设计”当从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整合四种周边外交思路、构建周边“新型大国关系”、统筹周边“六大板块”、用“底线思维”管控周边突发事件、用“一带一路”构想统筹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等６个层面加强顶层设计。

一、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顺应中国“战略边疆”的拓展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向外延伸和海外利益的增加，中国需要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大周边”理念是相对于“小周边”理念而言的。“小周边”通常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２０个国家（中国的陆上邻国１４个，海上邻国８个，其中朝鲜、越南既是中国的陆上邻国，又是中国的海上邻国）。而“大周边”概念则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是指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虽未与中国直接相邻但对华战略意义重大的７个国家。一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也是不可忽视的（如美国、西亚、南太平洋地区）。

界定中国“大周边”的地理范畴需要考虑三个因素：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巩固中国地缘战略依托；中国自身实力以及对周边的有效影响力；实施周边外交的成本与收益。基于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考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这“六大板块”应该作为中国的“大周边”地理范畴。其中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这四个“板块”与中国陆海直接接壤，自然属于中国周边范畴。此外，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应纳入中国的“大周边”视野中。西亚地区是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该地区局势与中国的能源安全、边疆稳定和西部发展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是中国东南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确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该地区领军国家的对华友好是中国海上安全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也反对随意扩大对中国“周边”范围的界定，以避免导致周边国家误认为中国在扩展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主张“大周边”成为一项明确成文的中国周边战略，而是强调，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向外延伸和海外利益的增加，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视角看待新时期中国的“周边地缘”与“战略边疆”。

二、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整合四种周边外交思路

目前，国内政策界和学术界存在着四种周边外交思路：一是“海上突破”，在应对海洋领土争端中突破外部大国和某些海上邻国对中国的联合“封锁”，在确保突破西太平洋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南太平洋、东印度洋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二是“积极西进”，将南亚、中亚、中东等“西部”地区塑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开辟广阔的战略空间。持这一思路的学者认为，“西进”是由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所驱动的，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此外，中国在西部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是展现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三是“立足国内”，改革国内外交（安全）决策体制，提高决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体制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该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应该说，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一体制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新形势下，不少学者认为该机制还有待完善，问题主要体现为“民主不充分，集中不完善”。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四是“外围拓展”，在更为广阔的拉美、欧洲、非洲等地区拓展我国的海外利益。此外，中国海军少将杨毅撰文提出“固北、稳西、安东、拓南”的全方位安全战略运筹，这一思路基本上是本文前述的第一种思路“海上突破”和第二种思路“积极西进”的综合体。

上述四种周边外交思路涉及中国国内国外因素和多个部门，必须从中央层面进行全盘统筹。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这一紧迫形势下，原有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已经无法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无法完成对周边外交资源的整合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改变以往外交（安全）各个领域由多个部门负责的现状。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需要有效整合内部外交（安全）资源，解决跨部门协调的难题和外交（安全）决策面临的复杂问题，从而确保在面对外部紧急事态时反应迅速、决策有力。同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样，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制度形式能够真正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法治基础上的集中、专业基础上的集中，并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行政文化和实际安全需求相适应。在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筹下，中国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将整合“海上突破”、“积极西进”、“立足国内”、“外围拓展”四种思路，综合施策，整体谋划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架构。

三、构建应对美、日、俄、印四国的“大国关系”

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大国。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大国因素，其他大国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中美在亚洲的双边互动关系。

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呈现出“竞逐兼容”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中美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进行着激烈的竞逐，两国的“战略互疑”均有增长；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两国在确保亚洲经济繁荣和维护地区稳定方面有着广泛的共有利益，可以做到利益的兼容共存。为了应对中美在亚洲的“竞逐兼容”关系，一方面需要继续加深两国在亚洲的经济相互依存，要在投资和贸易领域采取更多措施以解决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塑造两国在亚洲的共有利益。这些共有利益体现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确保地区经济繁荣、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２０１３年６月中美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同意致力于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正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目前，学术界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守成国家的美国之间怎么相处，即如何解决“后发国家与守成国家必然冲突、发生战争”这一历史“魔咒”。未来，中美两国都要遵循的原则是：美国需要务实地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认真思考如何与中国在亚洲地区共生、共处、共荣；中国要现实地认识到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历史存在和实际利益，以不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此外，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和夯实周边战略依托，以增加对美外交的“砝码”。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两国在亚洲日益呈现出“竞雄共存”的发展态势。在中日“竞雄共存”的框架下，日本的对华战略研判和对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日本承认和正视中国的崛起，为此希望保持对华接触，加强双边和地区合作，最大限度地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不少日本政界和学界的人士认为，中国国内问题缠身，国外自我伸张的意识上扬，而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地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的目的，必须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强化和扩大发达民主国家阵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内外挑战和潜在危机。自２０１０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和２０１２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发生后，中日关系陷入底谷。未来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取决于两国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及历史问题，并着力实现从功能互利到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的突破。

中俄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呈现一种“合作竞争”的发展态势。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为数不多的有利性大国因素之一，中国宜充分利用俄罗斯因素，以促进对周边国家的外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俄，目前都面临“西方制衡”形势下如何崛起的考验。中、俄两国都把国家的复兴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尽管中俄相互合作与信任在不断加深，但两国在亚洲个别国家、个别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不少俄罗斯人士对中国的发展存在三个疑问：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掠夺原材料”论。因此，中国需要努力消除俄方认为中国同他是竞争势力范围和影响的担忧，引导俄方理性看待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商业竞争。中国需要理顺上海合作组织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中国不妨与俄罗斯及中亚成员国一起，就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定位问题达成共识。这样，有助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避免竞争。

作为在亚洲共同崛起的两个新兴国家，中印关系在亚洲呈现“竞进均衡”的发展态势。“竞进”表示中印关系在竞争中进行，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中印关系在竞争中向前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在竞争中处于较有利地位，但这种优势在逐渐减少，而印度的优势有可能扩大。在未来的中印竞争中，印度的有利地位可能上升。“均衡”一方面指中印共同崛起可能对国际体系趋向平衡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中印在共同崛起的过程中，两国在相关竞争领域各有特点和优势。中印在２１世纪的“竞进均衡”关系给中国的南亚政策带来了如下两点思考：第一，中国的南亚政策要针对“印度以东阵营”和“巴基斯坦以西阵营”的现实格局，采取“区别对待”的外交政策。对于印度以东阵营，我们应充分尊重印度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国家“跟随印度”的现实。对于巴基斯坦以西阵营，则要坚持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关系”。第二，提升中印之间的经贸往来。中印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两国经贸关系有广阔前景，双方应共同努力充分释放这一潜力。

中国需要妥善应对美、日、俄、印四大国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影响，并努力与美、日、俄、印共同探索构建一条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的大国关系之路。

四、统筹中国周边“六大板块”（次区域）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可或缺的“六大板块”。

一方面，中国要根据不同“板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中国的周边政策。中国的东北亚外交，要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重心应作如下调整，即由近二十年来所奉行的以经济外交为主、战略保证和谨慎被动的“搁置外交”为辅，逐步调整为经济外交与积极主动的安全战略并重。在南亚地区，印度崛起、巴基斯坦式微、地区一体化提速、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正在对中国南亚外交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南亚外交需要高度重视印度崛起的战略意义，坚持中巴传统友谊，加强与美国的南亚政策协调。中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需综合考虑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促进中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拓展到西亚地区，西亚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西亚外交应采取“积极参与、有所作为”的“西进战略”，从而将以中亚、西亚、北非为核心的大中东地区塑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以来，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南太平洋地区在中国外交战略的地位也随之上升。中国的南太平洋外交既要重视发展与澳、新这两个领军国家的关系，也要努力化解美、日、欧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南太平洋外交政策的干扰。

另一方面，中国要把“六大板块”看作一个利益高度相关、互动极为频繁的整体，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平洋“六大板块”。中国要打破不同“板块”之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分割，形成陆地与海洋事务、中国边疆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机制。中国要统筹“东线板块”（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与“西线板块”（西亚、中亚、南亚），实现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比如，当“东线板块”出现岛屿和海洋领土划界争端及矛盾时，中国的“西线板块”地区形势则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缓转。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统筹周边“六大板块”实现战略回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

五、兼顾“维权意识”与“底线思维”捍卫国家利益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维权意识”指的是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时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即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２０１４年两会记者会上的这一发言或许是中国外交维权意识提升最直接的表述。“底线思维”的实质就是风险思维，即在任何时候都要把问题和困难设想得多一些，在面对未来挑战时强调以最坏打算作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积极争取最好结果。用一句话总结“底线思维”就是：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应对最坏局面。如果说“底线思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后发制人”，那么“维权意识”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主动出击”。因此，“维权意识”和“底线思维”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兼顾既能展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坚定决心，又能有效管控本来可能恶化的周边热点问题，从而把握周边外交的主动权。

近年来，中国在维护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上体现了坚定的“维权意识”。２０１０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后，中国的海监和渔政开始对黄岩岛海域实施常态化巡航执法管理。２０１０年开始，中国也开展了钓鱼岛常态化巡航。２０１２年日本公布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决定后，中国加大了在钓鱼岛海域的维权巡航执法力度。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东海舰队联合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在舟山以东的海、空域，组织进行了“东海协作－２０１２”军地联合海上维权演习。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充分展示了中国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的能力和决心。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增加了预警监视空间，赢得东海战略方向的主动。２０１４年５月起，中国企业所属“９８１”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开展钻探活动，遭到越南船只的干扰。中国派遣公务船到现场保障作业安全，有效地维护了海上生产作业秩序和航行安全，也宣示了中国维护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决心。今后，海军、海监和渔政等部门要全面协同，增强中国海上维权执法力量。从长远看，中国应尽早成立“国家海岸警卫队”，以有效整合内部资源，消除内耗，增强运筹协调能力，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

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面对诸如朝鲜、伊朗核问题，以及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主权领土斗争等问题，运用了“底线思维”。比如，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时，中国已给相关国家划出“红线”，这条“红线”就是绝不允许生战生乱。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进行了３次核试验，引发东北亚局势高度紧张。中国过去对朝鲜的反应考虑得非常多，表态时往往顾忌他们的反应，有些话并没有说透。但现在中国再三表示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不允许任何人在中国家门口生事，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一己私利搞乱整个地区。实际上，话说得很透彻。国际社会理解中国这话是说给某些国家听的，某些国家可能因此不高兴，但中国就是要有“底线思维”。中国学者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也撰文提醒朝鲜“不要误判形势”，批评“朝鲜在２０１２年以来半岛紧张局势轮番升级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由着朝鲜的性子来”。朝鲜的朝核计划已经走得太远，中方在应对像朝核问题这样攸关中国重大利益和地区安全局势的问题时，会坚守“底线思维”。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日政策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底线思维”。从钓鱼岛的问题来看，中国希望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搁置争议。但是日本方面一意拒绝，并对中国在钓鱼岛展开的维权活动屡次进行阻挠干扰。如果日本想动武的话，中国就一定会坚决捍卫，用武力还击。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不难分析出，在领土主权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正在形成“底线思维”战略：给对手划出红线，实施威慑，并且内部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决不允许个别国家勾结域外力量蚕食中国的主权权益。

六、用“一带一路”构想统筹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

中国积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建立“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对统筹新时期中国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既有助于推动中国沿边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又有利于中国沿边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互惠和交通互联互通。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多处提到：“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的互动日益密切。在这一新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迫切需要解决好如下两个挑战：如何把周边巩固成为我国沿边发展的动力源与合作对象；如何让周边国家持续分享中国和平发展的利益。

在“一带一路”构想下统筹中国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中国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为中国西部沿边省区市（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如陕西已经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新疆则要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桥头堡”。但由于中国西部沿边省区市经济欠发达、基础较薄弱，加之周边邻国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目标层次可聚焦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上。“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为中国东部五省（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的经济转型和再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东部五省的经济较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可放在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走出去”和对外贸易等领域。

二是在央地博弈中建立中央主导下的共赢外交格局。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如何促进中国沿边经济发展和扩大沿边省区对外开放上，中国中央政府和沿边省区政府之间的博弈日益明显。就中国沿边开放与周边外交的统筹而言，至少存在中国中央政府、中国地方政府、外国中央政府、外国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的博弈。其中，中国中央政府、中国地方政府、外国中央政府、外国地方政府是政府层面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是非政府层面的行为主体。多元行为主体相互博弈，进而影响了中国在特定议题上的沿边开放政策和周边外交政策。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中央主导下的共赢外交格局，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确立共识：在“高级政治”（政治、安全）领域内中央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在“低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双方形成协调和磋商的关系。

三是在沿边与周边的互动中构建互利共赢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从而夯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众多的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以下简称“两廊”）是“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合作以加快“两廊”的建章立制工作，尽早确定早期收获项目，推动“两廊”建设向实质性发展阶段迈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成后，孟中印缅地区将连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并有望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成为印太两洋区域合作的典范。由于“中巴经济走廊”全在南亚，建设好该“走廊”能够让南亚快速实现与“一带一路”的无缝对接。此外，需要搭建中国沿边省区和周边次区域之间互联互通的制度性框架；构建有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应对生态、跨界资源、贫困、边界纠纷、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机制。

七、结语

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周边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首要”地区，周边外交在国家外交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

做好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对于开展“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首先，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有助于防止中国外交的“唯大国论”与过度看重“大国外交”。大国虽然“关键”，但毕竟只是少数。中国稳定周边环境和开展周边外交能够增加中国“大国外交”的砝码，有利于与大国关系的稳步发展。中国外交将更加注重平衡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更加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其次，中国大力开展周边外交，表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视。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地位快速上升，这一群体既是中国外交的“基础”、“根基”与“归属”，也与中国“发展中大国”的自身定位相吻合。再次，中国也可以通过周边外交的实践来学习、历练处理多边外交的能力，为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国时处理全球问题积累必要的经验。中国通过参与周边次区域合作，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反恐、疾病控制、打击跨国犯罪和禁止毒品交易等众多领域，在亚洲开展一系列的多边外交，这使得中国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呈现出互相促进的良好氛围。

总之，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中国周边外交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会后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正在变得更加积极有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正在助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转型，即从回避周边冲突向利用周边冲突的转型；从等待周边机遇向创造周边机遇的转型；从适应周边环境变化向塑造良好周边环境的转型。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转自《国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