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争议不断。一方面，一些学者希望推动东亚共同体构建，从而解决东亚社会存在的各种纠纷，实现东亚社会的永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质疑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以东亚目前的复杂形势以及自身的特殊性是不可能出现欧盟那样的共同体的，甚至一些更极端的学者认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已经破产的构想。那么，当前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困境在哪里？

价值观差异大政治互信不足

东亚共同体构建目标模糊。东亚希望模仿欧洲，通过“先经济，后政治”的道路实现一体化，但却忽略了“欧盟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欧洲经济一体化本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政经合一的超国家组织。反观东亚，迄今为止各国领导在是建立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超国家组织还是建立一个松散的东亚合作组织等目标方面，仍无法达成一致。目标的模糊导致东亚共同体建设缺乏驱动力，即便是积极的经济相互依存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果缺乏共同的政治认知，也只能为区域共同体建设提供一种物质基础，它本身并不能创造一个区域共同体。

各国价值观存在差异。与欧盟不同，东亚地区的文化和宗教是多样和复杂的，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东亚文化”、“东亚宗教”，也不存在统一的“东亚体制”，这使该地区难以像欧洲地区那样发掘出共同的思想源流，形成对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东亚观念”。因此，虽然在经济合作方面各国问题不大，但谈到建设安全、政治和社会共同体，各国如今还无法适应，在这些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剧烈的“文明的冲突”。

各国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界定存在冲突之处，政治互信不足。东南亚小国以东盟集体力量和奉行平衡战略坚守自身主权，对于任何企图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都存有严重戒备之心；被日本入侵过的国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怀有深刻历史记忆并保持高度警惕；由于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盛行。加上东亚不少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使东亚各国仍缺乏真正的相互信任，从而阻碍了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

缺乏主导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强烈

东亚内部的主导权缺失。与法德两国主导欧盟的建设不同，东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协调和引导东亚各国进行共同体构建的主导国家。日本虽然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实体，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也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的垂直型分工。但是日本希望通过这种“雁行模式”来形成自己东亚主导地位的愿望，却遭到了各种反对力量的抵制。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使中国向东亚共同体构建主导国的道路上逐步迈进。不过，在现阶段中国既尚未完全具备成为东亚共同体构建主导国的实力，也缺乏这样的意愿。而东盟国家更愿意以东盟集体为核心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

主权让渡困难。制度化的区域合作需要对各成员国的行动自主性施加约束，各成员国不得不为构建东亚共同体而承担某些方面国家主权的损失或让渡。由于大多数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有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的惨痛经历，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比较强烈。在东亚共同体构建问题上，高度敏感的“主权成本”意识也极大地阻碍了东亚国际制度化，阻碍了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美国干预明显

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与欧盟建立之初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不同，当前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四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日本，它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量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比如亚洲“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紧随其后，属于第三层；最后的是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特别贫困国家。这种高度的异质性增加了建立正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制度的执行成本，将导致在东亚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各国的收益和损失比例差距较大。

美国对东亚合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防止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或集团的出现，竭力维持其对单个东亚国家最大的影响力。并且美国对东亚各国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有巨大的影响，有实力使东亚各国在考虑东亚多边合作时不得不顾及美国的意愿。因此，东亚共同体构建中客观存在的美国因素对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存在如此多的阻碍，但它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为东亚地区人民带来和平和发展的希望，为东亚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值得东亚地区的人民去追寻和探索，我们不应该因为现在看起来不可实现就否认它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