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际秩序仍然延续着二战之后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这种美国治下的和平前景几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美国的衰落，会对今后的国际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对此的回答竟然是“影响甚微”。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等人的观点可以被称作是一种美国“无痛”衰落论，或者换句话说，僵尸的美国霸权(zombie U.S.hegemony)。

他们声称，目前美国仍在国际秩序中占主导地位。这自然没错，然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显然不是当前的权力分配如何，而是在2025年、2030年，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承认，十年、二十年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将难以持续。尽管如此，他们又一致认为，即使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丧失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关键因素——制度、规则和规范——将毫发无伤地留存下来。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锁定”美国治下的和平，用美国今日的霸权对冲美国明日的衰落。这种锁定策略的潜在假设是：将新势力纳入当前格局，并使它们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现有框架约束新势力，从而维护美国自身的影响力。

依据这个思路，美国可以选择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让它们接受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制度、规则和规范，这样美国就能成为一个僵尸霸权。美国政府从现在起就可以采取措施，永保其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无虞。这是扎卡利亚、伊肯伯里、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思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制度、规则和规范的重要性要远胜过硬实力。他们甚至认为，全世界包括美国自己都不会注意到，支撑美国霸权的硬实力早已不再。无痛的衰落之所以无痛，是因为即便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衰落了，整个世界依然会照着美国二战后就写好的剧本演下去，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偏好依然会控制一切国际谈判的结果，这样美国霸权就能在一个如同僵尸般的躯壳之下一直存在下去。

美学者寄希望“锁定策略”继续维持美国时代

这种论调着实令人生疑，仔细分析一下锁定策略，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怎样的漏洞百出、矛盾重重。

锁定策略的最主要目的是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正如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福思等认为，美国在欧洲、东亚以及中东的安全承诺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也是维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没有安全承诺，美国在安全和非安全问题上的领导力都会下降，而正是这种领导力推动了合作，以解决安全挑战、扩张全球经济，并且使合作博弈的均衡点向美国倾斜。同时，这些承诺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手段也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制度和规范秩序的基础，维持这一秩序将长久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这里，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福思似乎是在说美国治下的和平依赖于美国的硬实力——军事和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十年、二十年后，当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式微，情况又将怎样呢？

这时候就轮到锁定策略出场了。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思声称，目前美国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有较大权力，美国要利用好这一点，紧抓这最后“二十年的机遇”，去修正国际秩序。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应该立即行动，建立起一个制度框架，“在美国不再是一个超级强国的将来仍能确保其利益”。而扎卡利亚则继续乐观地估计，通过加强和改革国际秩序，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最高点。这些观点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改革和修正现行的国际秩序，在美国不再处于霸权地位的“后美国”时代，自由国际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仍将继续。

美恐难支持将新兴国家纳入国际秩序的改革

美国修正或改革国际秩序有两重目的。首先，尽可能多地保留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其次，增强这种国际秩序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吸引力，让他们欣然嵌入到自由国际秩序的安排中。怎么做呢？改革国际秩序中的制度、规则和规范，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需要。换句话说，将他们绑架到国际秩序中，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有动力去维持这种安排。不难看出，通过改革国际秩序以达成“锁定”之目的的前提是：美国能在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同时对它进行改革。然而，没有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改革，若要使它们足以吸引新兴国家，美国就不可能不放弃相当一部分权力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国际秩序的调整反映了自身综合国力相对于美国的上升。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有那么大的权重来控制国际谈判的结果，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也不再有那么高的声望，甚至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也会愈加受限。当诸如扎卡利亚、伊肯伯里、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思这样的外交政策分析专家大肆宣扬改革国际秩序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决定要那样去做。因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很大理由相信，改革非但不能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反而会大大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显著降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美国也不大可能支持这样一种将新兴国家纳入到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美国做惯了国际秩序的领头羊，二战之后，虽然同西欧和日本偶有摩擦，但他们从未真正挑战过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更何况，西欧、日本与美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也从来都与美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从美国治下的和平中，他们也是获益颇丰。对于这些国家，他们当然会拥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护其合法性。然而，诸如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则不一样，他们与美国缺乏天然的联系，有着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认为美国应修正现有国际秩序的观点同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合法性去主导这一进程？正如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福思所认同的那样，一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与其声望、软实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其中的一个逻辑推断是，相对于其他新兴国家，当美国的硬实力下降，他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也会相应降低。

除却上面的问题不谈，锁定策略中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或者其他新兴国家注意到美国的衰落，还拿什么去约束他们遵循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少新兴国家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渴求去建立一个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

制度和规范反映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

简言之，锁定策略行不通，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买自由国际秩序的账。

那么，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又为什么会相信锁定策略呢？因为他们将这个规则导向之下的制度化的自由国际秩序策略包装得圣洁而神圣。他们说，规则和制度是政治中立的，并且对所有人都有利。锁定策略的拥护者们宣称，制度和规范可有效替代衰落的硬实力。历史早已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设想。1945年之后，尽管经受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累积效应，英国的领导者们仍然坚信英国能稳住三大强国之一的地位。即便是印度的失守、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溃败、持续不振的经济形势以及去殖民主义浪潮的涌动，也未能挫伤这种信仰。英国政府的官员们相信，通过改革英联邦，英国可以“从一个统治力意义上的帝国转变成一个影响力意义上的帝国”。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抛却了独裁、贪婪、剥削等传统帝国恶习的英联邦，将变得更加民主、自愿和互利共赢”。英联邦将成为维护英国影响力的制度工具，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制将约束前英国殖民地继续拥护英国的领导地位。当时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与今日美国锁定策略的拥护者们是何其相似。不论是平民还是精英阶层，人们都丝毫不去怀疑英国将在世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英国的体制是最好的，英国的动机无私而公正。同样的道理，今天，很多像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福思这样的学者们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在美国霸权终结之后仍将继续。然而事实是，一旦美国国力衰落，美国治下的和平一样难以为继。

正确评价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能脱离其所依附的政治基础，亦不能无视其所服务的政治利益。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是一种美国秩序，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即便是“自由秩序”的措辞也无法掩盖它的真实动机。当锁定策略的拥护者们说，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其实是想让中国接受美国政府对于“负责任的”行为的定义。说得更直白一点，他们想让这个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继续愉快地充任美国的副手。锁定策略错就错在这里。它的拥护者们假想出了一个不存在任何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超越了大国竞争。但是，现实的世界并非如此。大国政治关乎权力，规则和制度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反映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在国际政治中，谁处于统治地位，谁就是规则制定者。随着权力分配不断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倾斜，他们必将重塑国际秩序，使其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规范和价值观。锁定策略的拥护者们坚信，美国将经历一场无痛的衰落。只能说，这种想法是愚蠢而自欺欺人的。在现实世界中，大国的衰落从来都是伴随着阵痛。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能否调整战略以适应其相对国力的衰退，又能否协调好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地缘政治主题。

（克里斯托弗·莱恩为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文章转自第一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