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最近的政策决定——大幅加码货币刺激、暂停消费税提高、决定在12月中旬举行大选——让日本又回到了激烈政策争论的前沿。问题很简单：老龄化发达经济体如何在金融危机后恢复增长？答案可不简单。

如今，很显然安倍的第一轮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没能带来持续通胀。如今，对持续复苏的希望已经因为连续两季度的负增长而烟消云散。问题在于安倍经济学2.0是否能让日本经济回到重新繁荣之路。

我本人的观点是安倍经济学1.0中的“三支箭”基本上都是有的放矢：重塑通胀的“竭尽全力”、支持性财政政策和提振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但是，尽管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的领导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安倍经济学的其他两支“箭”远远落后了。

供给端改革一直没有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如何扩大劳动力这一核心问题上。在老龄化且不断减少的人口条件下，日本政府必须找到办法鼓励更多妇女去工作，引导日本老人留在工作岗位，并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的劳动力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需要创造更加欢迎移民工人的环境。

在移民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动作。受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期限的刺激，政府已明确要进口外国建筑工人（尽管该决定需要闯过通过六个部门）。但总体进展仍然很慢。日本急需更多护士和护工照看老龄化的人口，但对移民的官僚和政治抵制根深蒂固。

我第一次向我的日本学术界朋友询问安倍供给端改革方面的问题时，他们说：“不要担心，会来的。”接着，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说：“不要担心，会来的，就是慢点。”最近，口头禅变成了“不要担心，我们仍然认为会来的。”人们只剩下了希望。没有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改革，安倍就无法取得长期成功。

2014年4月消费税提高（从5%提高到8%）的时机也很不幸。安倍要暂停这一措也不会容易，因为在他成为首相前，这就已经是广泛的政治共识。但政府本可以实施更果断的财政刺激抵销增税的短期效应。相反，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已经产生了令人丧气的心理影响。

诚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下降时一种幻觉：早前的繁荣是受日本家庭试图通过提前消费耐久品以规避增税的行为推动的——这一细节似乎被公共争论所遗忘。但大图景仍然不变：到目前为止，安倍并没有扭转通缩思维。

别忘了，日本的大规模政府债务和规模不足的退休金资产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只有最鲁莽、最粗放的凯恩斯主义者才会建议当局忽视这一问题。此时此刻，风险还只是概念上的，十年期政府债务利率尚不足0.5%。但要说日本债务无关紧要就好比是认为高杠杆对冲基金完全安全一样；风险也许还十分遥远，但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想一想，如果日本银行真的让公众认为通胀将持续处于平均2%的水平，十年期利率还会是0.5%吗？

如果其他因素——比如新兴市场增长暴跌——导致全球真实利率飙升，或日本债务风险溢价增加会如何？理论上，日本可以再没有高通胀或其他极端手段的情况下抵御这一冲击，但否认日本的弱点也是荒谬的。对冲基金可以破产了事，但大国不能如此。

财政可持续性要求消费税的最终增加，当然日本不应该等到国际投资者怀疑其意志力时才这样做。问题在于时机和策略。暂停第二次消费税增加似乎是将安倍经济学推向逃逸速度和维持长期信誉之间的合理妥协。

但这又把我们引回了日本更深层次的问题。光靠需求政策无法防止又一个失去的二十年，更不能保证带来一个黄金二十年。人口减少是导致1992年日本金融危机及其后长期问题的关键因素。日本仍然是一个富裕国家，但其真实人均收入已落后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在一些指标上包括英国，更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日本的经验给欧洲带来了重要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刺激政策尽管对于短期支持需求必不可少，但无法解决长期结构性缺陷。如果安倍经济学2.0不能采取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也不会起到比1.0好的效果。

（肯尼斯˙罗格夫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2001-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文章转自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