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中国在东南亚实行“差异化外交”这个说法重又进入大众视线。

事实上，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先后访问东南亚时，如此密集的访问就已令外界猜测，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显现“差异化外交”的务实特征。

当时，香港《南华早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的文章称：

“中国显然在东南亚实施了官学两界不少人鼓吹的‘差异化’外交，其基本含义是，单个国家与从中国所获取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小，应该与它们对华友好程度相一致，中国对单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疏离程度，应该与该国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相一致。”

从国家利益和外交手段的角度讲，这本应该是一国对外交往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过去囿于种种原因，并不刻意做这种区分。

观察过去半年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互动，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东南亚已经开始精心贯彻这一策略，表现在侧重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并对各个国家分别定位，区别对待。

“差异化”是常态

中国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使用“务实”而不是“差异化”来描述中国对待东南亚各国的不同政策。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认为，“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更加务实。”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专家蔡鹏鸿也对“差异化外交”这个名词持有不同意见，“这个差异化的提法，公开文章可能主要还是由学者提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对待个别国家的外交，政策差别肯定是存在的，其实没有必要强调差别化。比如，中国对待法国的政策和对待德国的政策也是有差别的，但是中国前不久发布对欧关系政策文件，没有提什么差别化，有必要吗？”蔡鹏鸿说，“中国对其中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经贸上提出一些优惠政策，这是可能的。但是不能说这是中国差异化政策的结果。”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表示，“去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到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背后的含义就是要有原则，而讲原则意味着对不同的国家就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差别化的政策是比较深地蕴含在这些表述中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周士新也认为没有必要强调差异性。“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也存在着较大区别，被认为是在分化东盟。可以说，大家都表示希望东盟保持团结，但又有多少国家真的希望东盟能团结呢？这也是东盟国家真的希望实现团结的根本原则。”

好朋友坏朋友

无论用什么词语加以界定，在见诸报端的学者讨论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被视为中国应当交好的国家。

印尼是东盟的发起国之一，也是东盟的最大国，在东盟国家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此外，印尼在南海问题上不属争议国，且曾为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起过斡旋作用。所以习近平在印尼谈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并唯独在印尼提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五点建议。

至于马来西亚，王江雨在文章中认为，马国对华政策柔和，外交政策上稳重自持。比如，马来西亚是南海诸岛声索国之一，但从来没有像菲律宾和越南那样态度强硬，频生事端。马来西亚也不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保持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这些在中国看来，都是马国“值得交往”的良好品质，所以习近平在访问时说，中马是“谈得来信得过靠得住的好朋友”。

蔡鹏鸿介绍说，25年前中国宣布同东南亚国家进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时任总理李鹏在马来西亚宣布的，所以（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地位。“但是25年来能够和我们进行共同开发的，能够进行谈的是文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我们在处理东南亚政策的时候，要越来越多地采取一种差异化的政策。包括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尽管马来西亚在南海争端中是直接的一方，但是应该说，政治上、外交上和战略上马来西亚不是一个主要的麻烦，主要的麻烦是菲律宾还有越南。”

关于当前中国在周边热点问题上的政策，有一种说法是“顶住日本，压住菲律宾，拉住越南”。周方银说，尽管这种说法有简单化之嫌，但可以解释为：中国现在对日本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对菲律宾则是保持压力，但如果菲律宾转变态度，中菲之间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越南在有关争端中的考虑则更加复杂。它对美国的态度是既有公开的利用，又有很深的、潜在的防范心理。总体上说，越南更多地只是在工具层面利用美国，它并不会像日本、菲律宾那样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它在与中国的对立方面也不会轻易走那么远。

除此之外，美国在中国周边有5个正式的盟国，分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其中，泰国和韩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泰国领导人曾表示泰中关系比泰美关系更重要。韩国在朴槿惠上台后，对华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周方银认为它从地理上说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国家，它并不面临很明显的外来安全威胁，而且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出口产品约30%是销往中国，因此，它也不会轻易与中国公开对立。此外，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伙伴印尼、印度、越南也都注意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这对于中国打开周边外交的局面，都是有利的方面。

周方银认为，差异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外部世界认识到，如果谁跟中国无理取闹，中国会很强力地应对，会让其承受代价；如果谁对中国好，中国也会给予很大的很有价值的回报；但这不影响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跟其他国家的总体思路还是要实现关系的友好；这样一种差异化政策，可以产生引导其他国家跟中国打交道方式的作用。相反，过去不惩罚闹事国家的做法，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很多国家会起而效仿。最糟糕的一种政策是，闹事的国家一旦说我这几天不闹了，中国马上掉头去跟它改善关系，而不是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压力，这种做法会极大地降低闹事的成本和风险。

避免“化友为敌”

如何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外交，要求学界和外交部门对对象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

比如，关于“压住菲律宾”的说法，周方银认为，实际上中国并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压住菲律宾。另外，中国如果要压住菲律宾，有时候不一定需要直接对菲律宾用力。正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可以对其他独联体国家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它导致的一个政策结果，是很多利害关系不是很大的独联体国家，在没事的时候不会轻易去得罪俄罗斯，尽量避免给俄罗斯惹麻烦，因为给俄罗斯找麻烦的结果是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

比如，在南海岛屿的争端国家中，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直相当低调，但是最近两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蔡鹏鸿说，中国的军队到马来西亚的沿岸进行了宣示，宣示之后马来西亚产生了警惕。马来西亚在共同开发资源方面也是非常小心，最近两年由于南海争端，特别是他们感觉到中国崛起之后，马来西亚希望美国在这方面能够来制衡中国。

这提醒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的时候要掌握政策的分寸，避免把有些国家推到中国的对立面。但这在操作上需要比较高的技巧。“像‘压住菲律宾，拉住越南’这种说法，就是试图分化菲律宾、越南，但或许我们在执行层面（建海上钻井平台的做法），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许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中越又会坐下来谈，也未可知。”周方银说。“事实上，除中国外，几乎所有大国对外都是在执行一种差异化的政策。大国对外政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以后，要坚持下去，慢慢地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

（作者为澎湃记者，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