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一：世界格局“碎片化”论。

早在两年前就有人提出，如今仍有人附和，认为面对美国力量的下降，“美国衰落论”再度兴起，当今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无领导者的“碎片化”时代。理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没有任何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推动国际议程。美国虽然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其全球事务的领导力又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多的限制。与此同时，其他力量中心例如欧盟、日本和新兴大国又无力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因此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无领导者的“G0”时代。“G0”（即零国集团）的概念是欧亚集团（Eurasia?Group）主席伊恩?布莱默（Ian?Bremmer）率先提出的，主要指国际关系中缺乏领导者的现象。（参见2011年1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人民网转载）

世界多极化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观点，反应了从冷战时期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展的总趋势。尽管世界多极化的表现形态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但多极化的本质特征未变。“碎片化”论则是对世界多极化论的否定。其缺陷在于：其一，无主次之分，似乎当今世界不再存在任何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和力量中心。其二，过分估计美国衰落的严重性，看不到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独特的、他国无法代替的某种全球性作用。其三，看不到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性影响力。其四，这种说法反应了国内学界在观察和研究世界形势时跟着西方调子跑的不良倾向。

例二：时代格局“转型”与世界秩序“失范”论。

“世界格局转型”和“全球秩序失范”，这是最近总结2013年国际形势提出的新论点。（参见2014年1月15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15日《失范与转型：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这里涉及时代主题观与世界秩序观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商榷。

关于时代格局“转型”。“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决定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格局，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党的十八大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并非改变时代主题的意思，而是在实现时代主题后面加上了办法是“合作”，结果是“共赢”）。“时代格局转型”这一含混提法会产生几个疑问：其一，时代是个广阔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从“革命与战争”主题向“和平与发展”主题转变，若说现今离开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又如何转型，又向何处转型？其二，把国际关系中阶段性的某些变化（这是必然的）上升到时代格局的变化，有何理论与现实根据？其三，这种提法是否意味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被替换从而失去意义？

关于国际秩序“失范”。按照一般解释，失范（anomie）亦称脱序，由于社会规范失调产生一种社会反常的状态，即在一个社会中缺乏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之意。失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传统的规范的失效，如生活方式的改变、伦理道德的失效、宗教信仰的改变、语言文字的改变以及内在社会民众心理的变化。二是包括新的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没有形成或成熟。人们并不自觉的受到流行文化的支配，却没有完全认同这种规范。

研究国际关系可否借用“失范”这个社会学概念，不妨讨论；但不能说2013年就不存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共同规范，联合国宪章宗旨也好，国际关系种种基本准则也好，应该都是“范”。问题是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恶势力不肯“守范”，总是蓄意违背逆行。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今世界的国际规则不需要完善，特别是有必要补充制定一些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笼统地将“失范”概括为2013年国际形势的特征，并不合实情，也不解决问题。

例三：美国“战略东移”论。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能说成是“战略东移”，也不是“战略重点东移”。美国绝对没有放弃维护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而全球战略绝非一个重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存在被迫性、相对性、制华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从近期情况来看，叙利亚形势严峻，美国对中东的关注越发凸显，美国有媒体举例称，奥巴马在联合国的演讲用四分之三时间谈论叙利亚事件，难道中东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吗？

笔者觉得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季北慈的说法比较有道理。他说：“美国一直在强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角色。‘重返亚洲’的说法其实有一些误导，因为早在这一战略被明确提出之前，美国就已经加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度。其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亚洲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新兴国家在崛起，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在亚洲的利益有密集互动，因此各国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亚洲事务中来。不仅美国，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亚洲，并寻求可以参与其中的方式，从而尽量满足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使美国不公开宣布‘重返亚洲’的政策，也会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到亚洲事务中来。”（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5日访谈）

还应该指出，对于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层涵义，也要加以琢磨。在美国观念中，它在亚太占有战略优势乃是一种与其国力相称的、天经地义的“平衡”，打破这种优势就是不平衡。美国提出“再平衡”的本意并非要与他国平起平坐，而恰恰是不容形成与美国对等的局面。

例四：俄罗斯“新普京时代”论。

普京再次担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处于“新普京时代”的说法大为流行。2012年2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以《新普京时代》为题的集体撰写的专著。2012年3月9日《环球》杂志发表题为《俄罗斯进入新普京时代》的文章。与此同时，“新普京时代的俄国可能走势”、“新普京时代的基本政策走向”、“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未来发展”、“新普京时代下俄罗斯外交战略浅析”、“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新普京时代，俄罗斯能否成为超级大国？”等提法，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自从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经历着“破、乱、治、兴”的过程，体现为两个时代。一是叶利钦时代，其主要标志是破和乱，尽管也力求治理，但力不从心。二是普京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治和兴，尽管还处于从治向兴的艰难过程之中。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四年，仍是普京充当主角，构不成梅德韦杰夫时代。因此，从进入本世纪以来，俄罗斯就是处于普京时代，从中可以划分为几个时期或者阶段，但并无普京新旧时代之分。

例五：中国战略“西进”论。

有学者提出：“大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新一轮竞争日趋激烈。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见2012年10月17日《环球时报》文章）随后“西进”论引起热议。

笔者认为，此论虽含新意，但有弊端。其一，美国战略调整所谓“东进”乃是出于霸权主义目的，我们喊出对应口号似乎与之亦步亦趋，选择不同方向也要谋求霸权。其二，“西进”会使俄罗斯、印度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特别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俄罗斯不理解、不高兴，会使宗旨明确的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匪夷所思，结果非但无助，反而招惹是非。其三，我国奉行全方位外交，包括面向西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大声疾呼“西进”，难免张扬之嫌。其四，如果我国官方公开采纳“西进”论，势必有损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甚至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

例六：有所作为“量化”论。

最近看到“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的报道，称“与会专家提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外交非常重视，在坚持韬光养晦、继续有所作为的基础上，增加了‘有所作为’的比重。”（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3日）。此说值得斟酌。

一年来我国外交大展宏图，双边外交全面推进，多边外交创新倡议，周边外交积极进取，大国外交赢得主动，巨大的外交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和媒体总是有人把邓小平在苏东剧变之后提出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两者割裂开来，似乎韬光养晦的时候就难以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无需韬光养晦。如今把“有所作为”按照比重大小加以量化，仿佛韬光养晦退居次位。其实，邓小平讲的是既要有韬光养晦的谋略，又要产生有所作为的成果，任何时候都应善于守拙韬光养晦，任何时候又都要开拓进取有所作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顺便说一下，有些作品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以壮声势，诸如“大外交”、“大战略”、“大周边”之类，其实经不起推敲。还是应该在内容方面多下功夫。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